王正 | 数字人文与修身哲学的互动

摘要：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研究方式，既大大提高了人文学研究的效率，又给人文学科带来了重大挑战。就传统儒家修身哲学来说，当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引入之后，将可以为修身哲学研究提供更加强大的主题数据库，从而让研究更全面、更便利。同时，数字人文也要求未来的修身哲学研究更加具有团队性、协作性、开放性与跨学科性。不过，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当前的数字人文研究在对哲学问题进行关联时，出现了综述性强而深入度、新颖性不足的问题。这表明，未来的哲学研究者应当在数字人文的基础上，进行真正富有问题意识的哲学创新，修身哲学的研究尤当如此。

关键词：修身哲学 　数字人文　问题意识　协作性研究

大纲

一、数字人文对修身哲学的创新性意义

二、数字人文的局限和修身哲学对其可能的意义

数字人文不仅是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方法，更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数字人文自诞生之日起，即对全世界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引起了非常激烈的学术讨论与争议。[1]而在当前中国，数字人文也开始对中国学术界发挥巨大的作用，尤其是最近DeepSeek的出现，让中国学术界既感受到数字人文的澎湃力量，也开始思考如何让这种新兴的学术研究方法能够为中国学术界带来真正具有创造力、创新性的发展。笔者无意也无力就数字人文所产生的诸多争议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只尝试从数字人文和哲学学科的互动角度出发，探讨数字人文对哲学中一个分支领域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两者未来可能发生的交互性关系。

其实，目前的数字人文研究主要在文学、历史学、艺术学、语言学等方面发挥作用，但和哲学的深度结合始终不足。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作为一门以理论性、创新性为基础的学科，其与以信息性、技术性见长的数字人文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一些哲学学者对数字人文并不特别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数字人文作为一个兼具新兴技术之工具性、交叉学科之方法论、多维研究之新领域的存在，它和哲学的交互性互动，其实会为哲学本身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就笔者所从事的中国哲学尤其是长期关注的儒家修身哲学来说，数字人文的引入与使用，将可以对传统儒家修身哲学的研究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当我们运用数字人文对传统儒家修身哲学的重要理念、思维视角等进行深入探讨后，也将可以发现修身哲学对数字人文产生的交互性影响。因此，本文一方面将重点探讨数字人文对儒家修身哲学研究的重要影响与意义，另一方面也将在文章的最后尝试思考修身哲学对数字人文的可能价值。

一、数字人文对修身哲学的创新性意义

数字人文可以为儒家修身哲学研究带来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中一些方法更新与领域交叉甚至会带来变革性的影响。就此，笔者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数字人文中最关键也是目前研究中采取比较多的一种方法，即建立完备的数据库。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基本典籍数据库，如中华经典古籍库等，以及一些关于具体学派的专业数据库（这些专业数据库既有关于道教、佛教的大型数据库，也有关注某一哲学派别如阳明后学的专门数据库），当然还包括中国知网这类广义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产生，为中国哲学研究者对传统文本的数字化使用（如信息搜索、文本考证、概念梳理等）提供了坚实根基，也为研究者了解现有研究情况和学科进展奠定了基础，从而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关于中国哲学领域的数据库建设中，始终欠缺一个方面的建设，即主题性数据库的建设。如上所述，目前和中国哲学相关的数据库或是对基本古籍的全文展示，或是关于某一类文献（如出土文献）的专业数据库，或是关于某一学派、某一地域的数据库（如阳明学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当然对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且研究者也可以通过它们的相关搜索引擎和分析工具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梳理和探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库毕竟不是聚焦于概念范畴的主题数据库，所以它们既存在文本遗漏的情况，也存在文本与信息过多进而需要耗费研究者大量精力与时间去梳理整合的情况。所以，对于哲学研究来说，以概念范畴为核心的主题数据库其实是非常必要且急需的。众所周知，在哲学研究中，概念范畴类的主题性研究是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这类研究不仅涉及哲学史研究，更直接和哲学的创新息息相关。因此，在哲学数据库的建设中，迫切需要以概念范畴为核心的主题数据库。

具体到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正如冯友兰等前辈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哲学较少有形式性的系统，因此实质性的中国哲学系统要到丰富的文本中去梳理和探究。这样一种情况其实要求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数据库不能仅仅关注文献的广泛收集，否则我们在相关数据库进行搜索时，经常会做非常多的无用功，既浪费了时间，也会产生很多错误。因此，建立聚焦概念范畴的中国哲学主题数据库，对相关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就笔者长期研究的中国传统修身哲学来说，这一研究论域就欠缺专业的主题数据库。中国传统修身哲学这一研究论域涉及的主题繁多，因而在对中国传统修身哲学进行数据搜索时，一方面会面对无穷无尽的文本，而在具体文本的研究和梳理中，既要删汰极多的无效信息，又要整理出相关文本的重要次序；另一方面，关于中国传统修身哲学的很多文本目前还未电子化、数据化，因而我们的相关搜索有时也会出现文本过少的情况，这就表明主题性数据库的建设还有着补充电子文本、扩充数据文献的重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以某一机构或某一重大课题的课题组为主体，专门进行五年左右的儒家修身哲学数据库建设，将会对该领域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因为，虽然儒家传统修身哲学涉及概念范畴繁多，相关文本数量也不少，但在某种程度上，其概念谱系和数据内容还是有限度的，所以如果能够有一批专业学者花费五年左右时间去建设这样一个数据库，将可以为传统儒家修身哲学的研究奠定坚实和丰厚的基础。

当这样一个儒家传统修身哲学数据库建立起来后，我们可以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在该领域进行多样的深度研究。我们一方面可以对儒家修身哲学的相关概念范畴进行视觉谱系的处理，从而更加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在传统儒家修身哲学中，哪些内容更为关键，儒家修身的次第又是如何展开的，儒家所关注的人在修身中面对的最主要问题有哪些，对相关问题又是通过哪些方法解决的？具体解决的效果又如何，等等。对这些重要的修身哲学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数字人文的方法去深入研究并得到明晰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主题数据库的建设和数字人文的方法，将可以对儒家修身哲学产生一些新的探讨。如可以更好地把握传统儒家修身哲学中的中心与边缘问题，这既可以让我们了解儒家修身哲学的核心关注所在，也可以了解到边缘性问题对儒家修身哲学的重要价值，从而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兼顾中心与边缘，尤其是对当前研究中遗落的问题予以重新发现、重点关注并产生新的思考，这将大大促进传统儒家修身哲学的全面展开和对其现代意义的深入思考。

第二，数字人文可以让儒家修身哲学研究在充分、系统的综述性、回顾性研究基础上，摆脱很多平庸、低质量的研究，从而学会提出真正的问题并进行哲学创新。所谓平庸性或低质量研究，是当前人文学术研究中常见的现象，也是目前人文学术研究突破创新面临的根本性问题。[2]具体到中国哲学研究中，即很多研究只是在文本梳理和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上进行一些补丁性的工作，而无法真正从核心问题出发，进行富有哲学性的提问、分析与解答。这就造成大部分的哲学研究只是一种庸常性的写作，而缺乏对最核心、最重要问题的单刀直入的深入探讨，这就让我们的研究只具有平面的意义，而缺乏透彻性的价值与贯穿性的力量。而数字人文的应用可以让庸常性、低质量的研究变得更加简单，从而让研究者可以在庸常性的研究基础上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真问题、思考真问题、研究真问题，进而以哲学性的思考带动文本性、历史性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进而以中国哲学的新成就贡献于世界哲学。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数字人文对儒家修身哲学研究的促进，其实是一种倒逼性的推动，即让学者摆脱当前庸常性研究的舒适区，而不得不面对数字人文带来的庸常性研究日益失去价值的现实，从而恢复自己的问题关注，突破自己的能力限制，让自己的研究真正具有哲学性和深入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数字人文研究可以很好地把现有研究成果和传统文本文献相结合，进而对儒家修身哲学中的中心问题与边缘问题予以搜索发现和基础处理，这样就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去思考儒家修身哲学的根本问题，进而理解传统、面对当下、探讨未来。

关于所谓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哲学，还是其他人文学科，甚至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其核心的聚焦乃是提出新问题、真问题，并予以分析和解决。也就是说，学者的天职应当是提出和思考能促进人类发展的真问题、新问题。然而，我们当前的人文学者则面临一个巨大的尴尬局面：如何提出真问题、新问题，进而回答这些问题，恰恰成了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在哲学研究中，我们常说要从问题意识出发，但现在的很多问题却仅仅是聚焦文本和历史的，真正的哲学问题不仅没有被突出，还常被无数的文本、史料和既有成果所淹没。我们仿佛只能进行历史学的哲学梳理，而没有办法再像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朱熹、王阳明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那样，直面人生和世界，提出真问题、新问题，进而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这表明我们当代的人文研究者需要一种最强劲的力量来对自己进行倒逼，从而让我们恢复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在笔者看来，数字人文正是这样一种最强劲的力量和一个倒逼性的工具，一方面它使得庸常性研究变得极度简单，从而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精力去对问题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人文学者必须真正进行思想和学术的创新，否则必将被数字人文所淘汰，而我们当下所谓的人文学科的萎缩也将成为必然。换句话说，数字人文既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也对哲学研究者提出了最大挑战。它呼唤着我们真正回归哲学，思考问题，直面人生和世界的真问题、新问题。具体到儒家修身哲学研究来说，则我们应当在数字人文提供的诸种帮助下，去真正思考传统儒家修身哲学对人生、世界的独特理解维度和丰富思考内容，进而将其哲学意义与价值予以创造性生发，贡献于我们当下的哲学思考。

第三，数字人文可以带给传统儒家修身哲学研究的另一个助益，是促进团队性、协作性的研究。传统儒家在探讨修身这一问题时，始终是以团队互动的方式进行的，如孔子、朱熹、王阳明、刘宗周等与其弟子们。也就是说，儒家修身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是在师友、师生互动中进行的。没有师友、师生的交互性、互动性探讨，就没有儒家修身哲学的历代发展与逐渐深入。然而，我们当前的哲学研究却常常不是互动性的，而是以个体性的研究作为基本形态。换句话说，当前的儒家修身哲学研究基本是由每一个学者独立进行的，而学者之间的交流探讨与互相批评并不十分充分。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每年召开的大量中国哲学学术会议中，以修身为主题的会议并不多见，这表明，当前修身哲学研究的讨论性、交互性必然存在不足。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界中以修身哲学为主题的研究者只有10位左右，这与修身传统在儒家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虽然相关学者之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和经常性互动，但是研究者基数的不足还是会影响交流的程度和对研究的推进。在笔者看来，通过数字人文可以对这种情况予以较大的改进。之所以目前研究儒家修身哲学的学者数量有限，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修身哲学的文本散落各处，缺乏整体性的呈现，而数字人文在这方面具有巨大潜力。通过数字人文如数据库、视觉呈现等，可以更好地把修身哲学的相关文本与问题展现出来，从而让研究者更快地进入相关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在此基础上，修身哲学研究者的基数将可以得到一定提升。而研究者们借助数字人文，也可以更好地聚焦核心关注，并在关注的问题中进行真正的交流、批评与互动。

其实，数字人文带给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我们能否采取团队性、协作性的研究，从而产生真正具有哲学性的思想成果。在一般的哲学史叙述中，体系性的哲学成果主要是由个体完成的。我们所认识的哲学家大多是个体性的，虽然他们有一些论辩的对象，但我们在对其哲学思想系统的研究中，还是主要以他们个人研究为基础的，而对相关的互动学者及其思想较少关注。应当说，在知识较少、信息并不丰富的古典时代，个体性的哲学家在较少的互动基础上，确实能做到对此前的文化成果和哲学系统进行理解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自己的哲学能力，对世界与人生进行创造性的哲学思考。但在当下时代，人脑本身的使用程度和人类知识的巨大积累之间已经不成比例，个体性思考的局限性愈发呈现出来。而数字人文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已经告诉我们，它不仅可以起到知识库的作用，更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理解方式。由此，人文学科如果能够恰当使用数字人文，将可以在其帮助下发挥人脑的独特分析能力、思考能力、创造能力，进而实现真正的、有效的哲学创新。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哲学研究中，个体性的意义仍旧重要，但是每个哲学研究者都必须意识到，仅凭个体已经很难对当下时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内容予以比较全面的了解和反思，这就意味着团队性的协作研究变得极其重要，只有兼具数字人文能力和哲学思考能力的研究团队，通过团队间成员的良性互动与协作，才可能在知识的占有、思维的分析、哲学的理解上实现共同突破，从而推进哲学的创新。换句话说，只有团队性、协作性的研究，才可能产生真正具有时代创新性的思想成果。可以说，个体将难以逾越知识的鸿沟和信息的局限，只有通过数字人文的方法突破局限、跨越鸿沟，才可能产生真正具有时代性的哲学创新。就修身哲学来说，我们也需要在数字人文的帮助下，以新的团队配合和师友协作的方式，去进行哲学创新和思想发展。

第四，数字人文的应用可以让修身哲学研究具有更加开放性的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可能。笔者在之前一篇综述性的文章中提出，未来的儒家修身哲学研究可以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发生深度交互的关系。梅剑华教授也指出，未来中国哲学应该在分析的进路上予以拓展。[3]他所谓分析的进路既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分析进路，也包括自然科学的分析进路。他认为，中国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交互影响，将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带来更加丰富的可能性和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未来。的确，在当前属于哲学研究领域的儒家修身哲学，事实上具有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开放与沟通的重要基础。因为在传统儒家那里，修身这一论域既涉及对个体心理、身体等内容的探讨，也涉及在公、私领域中的人格养成、行为实践、主客交互。这就意味着，未来对修身哲学的研究可以也应当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有所拓展，如对修身哲学所涉及的身心存在结构、心灵运作方式等的探讨，可以积极引入现代自然科学（如心理学、神经科学等）的知识，将之与传统儒家修身功夫的实践相对照，这样将对传统修身哲学和当代心灵哲学产生双重有益作用。又如，在对修身哲学的探讨中引入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因素，可以让儒家修身哲学与其他文明相关因素（如印度瑜伽等）的比较研究获得更丰富的理论维度与思考可能。这种跨学科的开放性研究在数字人文出现以前，是很难由个体研究者完成的。而在数字人文出现之后，无论是个体研究者还是协作的团体研究者，都可以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尽快地理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与最新进展，从而大大丰富与加深对儒家修身哲学的探讨。这样将弥补此前儒家修身哲学研究的很多不足，为其富有深度、广度的创新性开展提供坚实基础。

这里所论数字人文为修身哲学研究带来的积极意义相对于前面三点具有更强的现实性。一方面我们通过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修身哲学研究深度结合，可以让修身哲学摆脱其古典时代的神秘色彩，从而能够让人们以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视角来理解。这样既可以在学术上起到澄清的意义，还能让更多人解蔽与修身相关的一些招摇过市的神秘色彩（如以敛财为目的的很多冥想、正念、灵修课程），从而避免被社会上的一些人“割韭菜”。就此而言，数字人文对修身哲学及其现实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数字人文和修身哲学的深度沟通也将揭示修身哲学在传统时代的各个生活领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样一种具有场域性、情景性的展示，可以让修身哲学的研究摆脱枯燥的理论表述，而能将其细致精微之处清楚呈现。这种研究可以让人们对修身哲学有更多的认同与更好的理解，进而帮助现代人在现代性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所在。

二、数字人文的局限和修身哲学对其可能的意义

如上所述，数字人文的使用，对以修身哲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推动作用更多体现在综述性、回顾性乃至评论性研究方面，而在真正的创新性研究上还存在根本的不足。也就是说，数字人文可以作为一种合作性、辅助性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但真正的思考者和创造者还是研究者本身。

笔者谨以目前刊发的一些关于宋明理学的数字人文研究为例。我们发现，当以数字人文方法对宋明理学研究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通过高频关键词图谱等视图的呈现，将近年来宋明理学的研究阶段予以有效地划分，进而对其中的热点问题和存在空白都予以清晰呈现，这对我们回顾以往研究情况和探索未来研究方向能提供重要帮助。[4]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相关研究成果，会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即通过数字人文呈现的证据充分、表格清晰、数据完善的综述性研究所展现的定性结论，和一般研究者通过日常阅读文本和现有研究成果所形成的印象式认识并没有较大差异。这表明，数字人文对当下哲学研究的价值还有待评估，至少就目前来看，它还无法对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哲学研究起到关键作用。

显然，数字人文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成长。数字人文在数据库等基本研究方式之外，应该进行真正富有“研究性”的成长。要实现此目标，一方面有赖于数字人文本身的技术提高，另一方面有赖于人文研究者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学习数字人文的使用方法，并努力与数字人文进行对话。也就是说，数字人文既应该在数据库等技术的建设上完善信息、丰富模型、发展新科技，更应该在计算的建设模式基础上，深入了解人的生活本身的解释脉络，这样才能让数字人文的研究更加具有生长潜力和未来空间，否则它将仅仅局限于工具性，而无法产生根本性的创新。由此，笔者认为儒家传统修身哲学的思维方式对数字人文可以产生交互的有益作用。

成中英曾指出：“数字人文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化主观为客观，化直觉为理性，能够建立一个存在的文化的架构，让丰富璀璨的中国文化能够更好地被推广到世界各地。”[5]在成先生的论述中，展现出数字人文的客观化、理性化、架构化的一面，但其问题也就出现在此，即数字人文对人的主观的、直觉的、内在的、非结构的内容之了解与把握是非常不够的。它只是基于数据信息和现有解释理论而建立起一套具有逻辑性和架构性的言说系统，但对人、事、物的内在演进脉络和人的情感、意志、思维的复杂运行无法进行基于个体、事件、情境、语境的细致分析，这就让数字人文的处理方式或者不近情理、缺乏内在脉络，或者逼迫数字人文以造假的方式进行论说。可见，数字人文不仅不是万能的，更是存在重大缺陷的——数字人文本身必须像儒家修身哲学所倡导的格物、修身那样，不断学习和成长。

如上所述，在数字人文当下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工具性层面过强而理论性的深度、广度不足。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修身哲学所蕴含的深刻思考，可以为数字人文的发展，乃至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提供一些助益。这里所谓助益，当然不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具体帮助，而是指一种思维方式。修身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哲学论域，其最核心的内容并不是具体的修身方法和身心治疗术，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代表着儒家对人的一种深刻理解：人并不仅仅是由身心组成的生活于各种公私场域的个体，而是具有深刻时间性、空间性、变化性、关联性甚至超越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在修身哲学的视野下，人永远不是在某一固定空间中处于完成时的存在，而是在与他者不断交互的转化空间和不断生成的现在进行时中生活的存在。正因如此，先秦儒家强调各种场合的慎独，朱熹强调动静皆要有工夫，王阳明强调事上磨炼。传统儒家修身哲学始终关注的是人在时空中不断转化、主客深度关联、事件瞬息万变等基础上的个人成长与生活实践。也就是说，修身哲学面对的是人时时刻刻的可能创新和自我更新，即人在面对随时变异的时空、他者时，能够做出恰当的选择和正确的处理。这样一种创新意味着一种极其复杂的身心思考模式和主客互动模式。显然，目前的数字人文尚无法提供类似修身哲学的思考模式。

可见，数字人文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借鉴修身哲学的这种思维方式，在既有的数据、信息基础上，更加关注时间、空间的变动性和主体之间的互动性，这样将令其研究更加符合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将数字人文的研究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同时，数字人文的发展也应如修身哲学一样向心灵维度、道德维度、精神维度进行开拓。当然，不能抛弃数字人文的客观、理性优势，但是在用数字人文进行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类的研究时，应当在人的心灵、道德、精神等独特维度上有所注重。对这些维度的探讨，简单使用数据、信息的方法是不够的，这就要求数字人文尝试更加复杂的解释模式。只有如此，数字人文的研究才可能突破现有样态，而实现进一步的提升。

当然，目前的形势是数字人文的高速发展给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就数字人文和哲学的两个主体来看，更多的是数字人文对哲学的单方面施压。但从学术研究的整体发展来看，只有两个主体良性互动才能对双方都有益，才能真正带来学术研究的创新。[6]在哲学方面，以儒家修身哲学为代表的诸多对人的深刻思考和多维理解，可以为数字人文的发展起到思维更新的作用。这种思维更新既意味着数字人文的研究可以突破简单数据、信息的模式，更可以将数字人文对人的研究引入更深刻的诠释境界。

而要实现这种双向互动的学术发展，既需要数字人文研究者积极进行技术更新，并学习相关的哲学思考内容与思维方式，更要求哲学研究者能够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投身到数字人文等新兴研究方式的发展和创新中。作为生活在科技爆炸时代的哲学研究者，我们不应当患上失语症，而应直面现代科学的新发展，并对之予以认真理解和深度思考，我们需要调动哲学关于人与世界的丰厚思想资源，运用哲学面对时空变化和交互他者的独特敏感度和思维方式，来更科学地对人生、世界进行理解，从而在数字人文等新研究方法的交互助力下，真正提出、分析和解答属于这个时代和面向未来的真问题、新问题。只有这样，作为最古老的学问的哲学（包括儒家修身哲学）才能和数字人文等新兴研究一起，产生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哲学成果。而不是哲学等人文学科在数字人文的大数据碾压、信息爆炸、多样理论解释的压力下自甘堕落，消极地坐等走向消亡。

总之，哲学研究者不应该对以数字人文为代表的新科技研究方法感到恐惧，也不应在面对它们所呈现的丰富可能时感到无助。我们其实应当庆幸，终于等到了可以倒逼我们走出舒适区而进行真正思想创新的机遇。而且至少在现阶段，数字人文等方法进行的研究，更多是在文献综述和信息提炼基础上进行的具有一定逻辑的论述。这些论述虽也会呈现出一定深度，但更多是基于现有讨论的组织与统合，真正的创新性还是有限的。因此，当下的情况恰恰提示我们，作为哲学研究者，我们应当积极使用数字人文等新的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具有创造性的哲学创新。

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儒家工夫论的哲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4BZX019）阶段性成果。

[1] 参见大卫·M. 贝里、安德斯·费格约德：《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王晓光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24页。

[2] 参见包弼德、高旭东、尹倩：《包弼德：数字人文要配合学术思考》，《数字人文》2020年第4期。

[3] 参见梅剑华：《分析方法与分析的中国哲学之展开》，《哲学动态》2025年第1期。

[4]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张力元、毕梦曦、王军：《当代宋明理学研究热点与演变趋势分析——以近30年来的期刊文献为样本》，《数字人文》2022年第2期；王凤翔、邱伟云、王军：《哲学范畴的语义网络分析——以宋明理学为例》，《数字人文》2023年第4期。

[5] 成中英：《从哲学—人文板块的角度论数字人文》，《数字人文研究》2022年第2期。

[6] 参见杨庆峰：《数字人文的方法理解及其反思》，《数字人文研究》2021年第4期。

原载：《孔学堂》（中英文）2025年第2期

作者：王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