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邓小平来到深圳，询问一户渔民家收入，邓榕：比你工资还高

1984年1月23日傍晚，广九铁路的绿皮车贴着珠江口边缘滑行。车窗外，蕉林、鱼塘、矮屋、旗帜，一片南国景象迅速闪过。车厢里，一位八旬老人靠在椅背，手里翻着当天的简报，神情专注。

老人正是邓小平。他此行的目的并不是简单观光，而是亲眼看看经济特区五年来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自1979年那句“中央可以不给钱，但要给政策”说出口，他一直惦记着这块试验田。

24日中午，列车抵达深圳火车站。站台尚显简陋，可空气里却弥漫着施工的尘土味。远处塔吊林立，方形脚手架像一座座钢铁森林。接站人员刚想介绍工程进度，邓小平摆手：“先别说，让我自己看看。”

下午，他被请到国商大厦顶层。电梯门一开，海风夹着咸味涌了进来。老人沿天台慢慢绕行一周，目光停在罗湖方向正拔地而起的楼群，“都看清楚了。”他只说了五个字，陪同人员却听出肯定意味。

紧接着的汇报会，深圳市委准备了厚厚一摞材料：工业产值年翻番、财政收入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外商投资合同额屡创新高……邓小平听得仔细，却很少插话。散会前，他轻声一句：“数据有用，更要到基层摸摸底。”

25日清晨，车队驶往深圳河畔的渔民村。五年前这里还是竹篙撑出的盐田，如今已是三层小楼鳞次栉比。村支书吴柏森迎上来，介绍说去年的村民人均收入2300元，“家家万元户”。

数字听着惊人，邓小平仍嫌抽象。“随便挑户人家坐坐。”他指着巷口一幢灰白小楼。户主陈贵全夫妻俩笑着把客人迎进屋。客厅瓷砖锃亮，墙上挂着刚买的彩色电视机，茶几上摆着台湾产饼干。

“去年挣多少？”老人开门见山。陈贵全憨笑：“一个月四五百吧，多的时候六百。”话音刚落，站在一旁的邓榕脱口而出：“老爷子，比你工资还高呢！”室内一阵欢声，气氛顿时活络。

事实果然如此。那时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过三百多元，加上津贴也不到五百。邓小平点头，问：“钱从哪儿来？”陈贵全解释，村里把滩涂入股企业，渔船、冷库、海产品加工线一条龙，年底分红可观。

吴柏森补充：村里还和香港商人合资办了旅行社，渔排观光一天可收数百元港币。“分红按股份，干多得多。”这种股份合作制，正是1979年特区《农村经济联合社章程试行稿》首次写进文件的。

老人兴致更高，端起茶杯细问生产、销售、税收。陈贵全把账本翻给他看：进货价、出厂价、市场价皆清晰标注。“帐目这样公开，村民服气。”邓小平低声一句，显然满意。

走出小楼，他把吴柏森拉到身边，让摄影记者快门按下。“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老人问。吴柏森回答：“有房子，有股份，还有盼头。”邓小平摆手：“靠的是政策，你们要继续干。”

下午，邓小平登车北上珠海。车厢里，他取出备忘录，简短写下几句话：渔村收入实，基层活力大，政策方向对。随行秘书后来回忆，老人那晚一直在灯下琢磨深圳经验能否向蛇口外延、向珠海推广。

1月29日，他在珠海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消息传到深圳，不少干部犯嘀咕：深圳会不会被忽视？1月30日，深圳接待处处长张荣赴广州求题词。邓小平答应回京再写，众人依旧忐忑。

2月1日，除夕。珠岛宾馆小花园散步归来，邓小平见案头宣纸铺好，提笔略思，落下十七个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墨未干，张荣就小跑抱走宣纸。

题词传回深圳，全城沸腾。商人、驾驶员、泥瓦匠，见面先问一句：“题词看了没？”此后，特区改革步伐更稳。股份合作社、外向型工业、城建快节奏，皆借那句“正确的政策”背书而行。

渔民村的故事很快被媒体报道。很多读者惊叹：一个打鱼为生的小村，凭政策和市场，能在几年内完成财富跃升。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两极分化。邓小平在那个冬日的深圳，只留下简单评语：“让事实说话。”

回到北京的第一场中央会议，他再次提起渔民村：基层创造的东西，不符合常规也要允许存在，因为它们证明了方向没错。会议记录里，这句话在今天仍能查到。

那之后的1985年、1986年，渔民村的年人均收入继续增长。村民把老宅拆掉，建起更高的楼房；孩子们进了香港读书，回来接手家族企业。吴柏森不只一次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人。”语气平常，却道出了早期特区的底色。

1984年这趟南巡并不长，从抵达到返程不过八天，但渔村那场收入“对比”对许多人触动很大：一位国家领导人与普通渔民的薪酬倒挂，让“先富起来”四个字不再是口号，而是可以摸得到的现实。

今天翻阅当年的资料，仍能找到陈贵全家账本上那些洁净的数字；那支卡墨的毛笔，也被广东省博物馆妥善收藏。历史看似波澜壮阔，落脚点却常常是一户渔民的炊烟、一句女儿的玩笑、一张写着“正确”的宣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