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净土宗的发展脉络与核心传承

东晋时期，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建立东林寺，成为净土宗早期的重要道场。他自幼精通儒道，二十一岁拜道安大师学佛，开悟后感叹儒道学说如糠秕。为规范净土修行，他组织一百二十三名士人成立白莲社，依据印度高僧描述制作阿弥陀佛画像，每日参拜念佛，追求往生极乐世界。慧远在庐山修行三十余年，前十一年深入念佛三昧，三次在定中见到极乐圣境，曾向鸠摩罗什大师请教，确认这些景象是心识的真实影现而非幻象。晚年临终前七天，他再次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以及先往生的莲友，出定后告知弟子自己将在七日后往生，坚定了信众对念佛往生的信心。他撰写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提出“形尽神不灭”——肉体可消亡但神识永存，为净土往生理论奠定了关键基础，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始祖。

北魏时期，昙鸾大师推动了净土思想的突破性发展。他师从印度高僧菩提流支，传承龙树菩萨《易行品》的“难易二道判”（易行道靠他力，难行道靠自力）和天亲菩萨《往生论》，撰写《往生论注》，将念佛分为“称名念佛”与“观想念佛”并重。他认为只需心心相次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乃至十念，临终时即可往生；即使日常修行，也可通过观想佛的相好、光明、功德来集中思维。这种观点融合了禅定的深度与修行的简便性，为后来“他力法门”的普及埋下伏笔，其著作成为中国净土宗的奠基典籍。

隋唐时期，道绰大师作为昙鸾的私淑弟子，住石壁谷玄中寺专修净土，撰写《安乐集》，以“弥陀本愿”为核心，进一步深化他力思想——他强调，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是众生往生的根本依靠，无需依靠自身的禅定或功德。道绰的弟子善导则完成了净土宗的正式创立：这位唐代高僧俗姓朱，十岁出家，二十岁因见“西方净土变相”（描绘极乐世界的图像）立定往生之愿。贞观十九年，他赴山西并州玄中寺师从道绰，继承“二道二力说”，提出更彻底的“他力本愿”：三辈九品皆为五浊凡夫（被烦恼困扰的普通人），唯有依靠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才能往生“报土”（真实的极乐世界）；而“称名念佛”是最直接的修行方法——只需口念“阿弥陀佛”名号，即可与佛的愿力相应。他在《观经四帖疏》中明确，称名念佛虽属“散善”（非禅定中的修行），却是“正定之业”，是阿弥陀佛本愿的直接体现。

善导的弘法活动让净土信仰从精英阶层走向民间。唐永徽六年起，他在洛阳龙门石窟主持开凿“净土堂”，雕刻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菩萨）造像，用视觉化的方式传递净土理念；龙朔二年，年届六十的他受唐高宗诏请，督造龙门石窟大卢舍那像龛——这座佛龛南北宽36米、东西进深40多米，主佛通高17.14米，面相丰满端庄，成为龙门石窟最宏伟的象征。此外，他在洛阳白马寺讲授《观无量寿佛经》，整理净土宗修行仪轨，弟子怀恽等人在周边兴建多处道场，推动“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信仰格局形成。善导圆寂后，弟子将其遗骸葬于终南山神禾原，建“崇灵塔”，塔旁的香积寺成为净土宗的重要祖庭。

近代，印光法师集净土教之大成。他1861年出生于陕西合阳，15岁因眼疾卧病时偶然读经，从此弃儒向佛；21岁在终南山莲花洞寺出家，26岁前往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土的道场），自号“继庐行者”，仰慕慧远大师。此后，他先后在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闭关6年（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自励），在苏州报国寺创办弘化社，印送净土经论、《安士全书》及自己的文钞——这些文稿后来被刊为《印光法师文钞》，文言见谛、字字归宗，被净土修行人称为“小藏经”，前后印送四五百万部，佛像百万余帧。他还为苏州灵岩山寺制订五条规约，使其成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嘱咐方丈“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1940年，80岁的印光法师预知时至，召集弟子作最后嘱咐，然后面向西方端坐念佛，安详示寂；荼毗后得五色舍利无数，晶莹圆彻。他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其选定的《净土五经一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及天亲菩萨《往生论》），至今仍是净土宗的根本典籍。

从慧远的“观想念佛”到善导的“称名念佛”，从昙鸾的“十念往生”到印光的“五经一论”，净土宗的发展始终围绕“简便、他力、往生”三个核心——它将佛教从精英的禅定修行推向民间，让普通人也能通过“称名”这一最朴素的方式，连接到阿弥陀佛的愿力，找到往生的信心。这种演变不仅是宗教思想的调整，更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案例——适应了中国人“重实用、轻思辨”的文化传统，最终成为中国最普及的佛教宗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