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我认为这样的绑定如同双向奔赴。在雍正四年处理查嗣庭试题案的时候，海宁查家立刻献出《全唐诗》的雕版来表达自己的忠心。乾隆六次下江南总是绕路钱塘江，表面上是去观赏潮水，实际上是去验收海塘工程。当年负责主持这个工程的浙江巡抚郭世隆，是康熙亲征噶尔丹时粮草总管的后代。这样的君臣之间的默契，比《鹿鼎记》里韦小宝和康熙那种虚构的交情更值得去仔细思考琢磨。
最确凿的证据存在于基因之中。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在2016年对爱新觉罗家族的DNA进行比对时，发现Y染色体上的某一特异标记在福建的陈姓以及浙江的王姓人群中高频出现。《清实录》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康熙五十年闽浙总督范时崇请求修建宗祠，在奏折中附带提及一句话，称自己的祖父范承谟曾经担任过福建总督，遗留下来的恩泽仍然存在。康熙的朱批“知道了”三个字的墨迹显得非常深透。范承谟是清初在划界禁海的时候极力保全闽商的官员，这一层关系在百年之后仍然发挥着作用。
当代所产生的回响是值得去进行琢磨的。在2024年台湾地区进行选举的时候，有一个候选人的族谱显示他的祖先郑用锡是清朝道光九年的进士。并且郑氏的祖籍是漳州，还和施琅收复台湾时带去的闽南兵的后裔通婚了十代。这样相互关联的纽带，比任何政策宣言都更早地预示了两岸是一家的情况。
这么来看，所谓换一种学习方式其实是对历史惯性存在误解。在2025年新加坡晚晴园展出了《南洋爱新觉罗族谱》，其中包含着东南亚华人与清皇室通婚的记录，这只不过是旧有的模式在跨洋的情况下进行复刻罢了。从康熙开启海禁到闽粤地区的人们下南洋，潮水流动的方向一直没有发生改变。
或许真正的绑定并非存在于诏书中，而是存在于很多看似偶然的因果链条里面。例如雍正给年羹尧的朱批提到读书深入内心的人才能懂得这个道理，与其将其看作是训诫，不如将其看作是对一种共生逻辑的确认。当爱新觉罗的骑兵弓弦接触到江南的蚕丝时，发出的本来就是同一根弦上的和鸣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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