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军连损4名高级将领，其中1人可授元帅，2人可授大将

1945年8月15日深夜，延安窑洞里的灯一直亮到天明。外界沉浸在抗战胜利的欢呼中，但中央首长清楚，真正考验才刚开始。谁也没有料到，仅仅八个月后，我军会在同一年里痛失四位栋梁。

抗日胜利后，蒋介石表面谈判，暗地调兵。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刚落墨，他的特务机关就列出一张“黑名单”。李兆麟的名字排在最前。他是东北抗联主要创建人，36岁，血气正旺。3月9日凌晨，哈尔滨一个拐角的枪声划破冰雪，李兆麟倒在血泊里。警笛迟到，凶手早已遁去。滨江省百姓当天自发停工，送行的队伍看不到尽头，一位老人抹泪嘟哝：“小李将军若能活到解放，至少是大将啊。”

四周后的重庆，另一场命运转折正在酝酿。叶挺将军获释只是短暂的喜讯。囚禁五年，他依然风骨峥嵘。3月20日，他给党中央发电：“愿再举长缨，缚住蒋逆。”毛主席亲自改稿，三易称谓，末尾加了“亲爱的”三字。谁知天意弄人。4月8日，叶挺、秦邦宪、王若飞等起飞返延安，途中遇浓雾，大青山侧一声巨响，机体化作火团。机毁人亡的消息传到枣阳前线，有战士握拳喊：“叶将军没死，他只是先去侦察天上的阵地！”玩笑背后，全营默然。按照资历和威望，叶挺若能参加1955年授衔，元帅几无悬念。

叶挺殒命后仅两个多月，山东临沂又传噩耗。罗炳辉因脑溢血倒在指挥图前，年仅四十九。医生劝他静养，他摆手：“歇一歇，敌人可不会陪咱歇。”罗炳辉射击神准，百米点蛋，五十米打鸟，部队喊他“神行太保”。1944年占鸡岗大捷，他凭“梅花桩”战术一举歼敌四百。军医事后叹气：“再年轻五岁，都能救回来。”不少军史研究者认为，他生前已是野战军副司令，完全具备大将资格。

接踵而来的悲痛没有停歇。7月21日凌晨，延安杨家岭住院部灯火通宵。关向应病房里，贺龙握着他浮肿的左手，小声劝：“兄弟，再撑几天，中央已批了去苏联治病。”关向应摇头：“留我一只手，也要写完报告。”说罢闭眼，再没睁开。44岁的他，1925年入党，长征中与贺龙并肩，三年半绝境不倒，被毛主席称为“忠心耿耿”。倘若活到新中国成立，他的政治、军事资历足以列入大将行列。

八个月之内，四位将星依次陨落，平均年龄不足45岁。李兆麟死于暗杀，叶挺殒于空难，罗炳辉、关向应则被病魔夺走。外人或许以为意外重于必然，然而细推原因，他们皆因常年征战、积劳过度，身体长期透支。国共谈判期间，敌人暗害、空中运输条件简陋，加之医疗水平有限，悲剧接连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恰是解放战争序幕的关键节点。中原突围、上党战役、定陶之役皆在这一年。叶挺、罗炳辉、关向应如果仍在战位，华东战场和中原战场的指挥体系必将更加完整。以叶挺出任东南野战军总司令为例，或许能提前改写沿海登陆的部署；罗炳辉若领山东二纵，济南战役可能提前半年打响；关向应善于政治动员，他若坐镇晋绥，地方武装的整合会更顺畅。历史无法假设，但军事史家做过沙盘推演，结果显示我军可节省至少三个主力师的兵力与半年作战时间。

有人统计，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1949年4月渡江，仅高级指挥员中阵亡、病逝、被害者逾三百名。1946年这四人之逝，尤为集中而惨烈，凸显战争年代的残酷。今天翻阅档案，能读到他们留下的手迹：李兆麟在东北根据地写的《建军须知》，叶挺的《囚歌》，罗炳辉关于“梅花桩”作战的批注，关向应写给中共中央的临终信件。字里行间，仍可感到炽热的温度。

“若有来生，再握钢枪！”叶挺出发前曾笑着对妻子李秀文说，李秀文点头，“我等你凯旋。”短短十个字的对话，记录在机组随行人员的日记中，后来成为空难调查报告的一段附注。这是一条记录，也是一份未竟的约定。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的礼炮响彻长空，许多人在天安门城楼下低声念叨几位缺席者的名字。礼炮声依旧，那几位将星却没有机会披上新式军装。十三年后，八一勋章与一级独立自由勋章颁发，评审小组在最后一次合议时，为李兆麟、叶挺、罗炳辉、关向应四人留出了本应存在的空格，最终只能在备注栏写下：“1946年牺牲，未及评授。”

再回看1946年的这一连串折损，历史学界用“断层之痛”形容。高端指挥人才的骤减，使得解放战争中青年指挥员不得不提前挑起重担，既是磨砺，也是负累。也正因为这种牺牲，后来每一次胜利都格外珍贵。将星陨落，精神长存，这句话在战争年代从不只是口号，而是一代人真实的信念与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