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关恒广的跨世纪外交坚守

1997年的莫斯科，春寒尚未完全褪去，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内却透着一股暖意。刚卸任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的关恒广，正式履新驻俄大使，当莫斯科的老朋友带着热情的拥抱向他走来时，这位头发已有些花白的外交官，眼神里藏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谁能想到，二十三年前，他曾被这片土地的掌权者扣上“间谍”的帽子，狼狈地被驱逐出境；而二十三年后，他以国家大使的身份荣耀回归，完成了一场跨越时光的“正名”。

外交场上从来没有硝烟，但暗潮汹涌的博弈往往比战场更考验人心。关恒广的这段特殊经历，不仅是个人生涯的跌宕起伏，更折射出中苏关系那段特殊时期的波谲云诡。要读懂这段故事，得从1974年那个寒冷的西伯利亚火车站说起，可故事的源头，却要再往前推两年，从一个边境上的空罐头盒讲起。

1972年6月，新疆边防部队巡逻时，在我方边境一侧发现了一个空罐头盒。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东西，立刻引起了公安机关的警觉——在边境线这个敏感地带，一个来历不明的罐头盒，大概率是非法入境者留下的痕迹。顺着这个线索追查，不到一个月，非法入境的苏联间谍李洪枢就被抓获。这起案件动静不小，不仅公安部高度重视，周总理都专门关注此事。

经过说服教育，李洪枢同意配合工作，用虚实参半的情报反向迷惑苏联情报机构。就这么蛰伏了近两年，我方成功取得了苏联情报机构的信任。1974年1月，苏联方面通知李洪枢，让他15号晚上八点半到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接头，还会送来新的电台、密码、密写工具甚至手枪。专案组请示周总理后，得到了“可以抓捕”的指示，当晚就在西坝河桥下布下天罗地网，把来接头的苏联间谍抓了个正着。

有意思的是，来接头的全是苏联大使馆的人，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还有武官处翻译阿珂洛索夫。他们坐的是使馆车辆，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用布蒙了车牌。虽说这五个人拒不承认接头，但车上搜出的情报文件、间谍工具，把他们的真实目的暴露得明明白白。1月19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宣布这五人是“不受欢迎的人”，直接驱逐出境。

苏联方面吃了这么大一个亏，自然咽不下这口气，报复来得又快又狠。其实周总理早就预判到对方可能会有动作，外交部也第一时间通知驻苏大使馆提高警惕，谨防报复。可偏偏有个巧合，驻苏使馆的外交随员关恒广，正好在1月15号结束任期，按安排乘坐指定国际铁路专线回国，没来得及接到使馆的预警通知，直接成了苏联报复的目标。

1月19号，关恒广乘坐的列车抵达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站。突然之间，苏联方面以“车厢里发生瘟疫”为由封锁了车站，要求乘客下车接受检疫。关恒广没办法，只能跟着下车配合。就在这个混乱的当口，一个自称“华侨”的中年妇女挤到他身边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闲聊。关恒广出于外交人员的礼貌，随口回应了几句。

变故就在一瞬间发生。要么是妇女问他要画报，他刚说“没有”就被硬塞了一份；要么是直接往他怀里扔了个包裹——不同资料记载略有差异，但核心情节一致：他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对方主动“投喂”了不明物品。紧接着，周围突然冒出一群人，举着相机“咔嚓”不停拍照，还高声喊着“不许传递情报，有间谍”。

关恒广瞬间就明白，自己掉进了一个量身定做的套。没等他辩解，就被几个人按倒在地，以“从事反苏间谍活动”的名义带离了火车。到了伊尔库茨克警察局，他遭到了长时间的非法审讯，好几次提出要和中国大使馆联系，都被对方拒绝。苏联方面还拿出他之前在使馆招待会和苏联公民交谈的照片，指控他“企图索取情报”。

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关恒广没怂，直接硬刚：“中国外交官光明磊落，从没违反过苏联法律。这些照片恰恰证明我在进行正常的民间友好交流！”可在别人的地盘上，这样的抗争显得格外无力。不久后，他被押回莫斯科，苏联方面还特意在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安排了一场“听证会”，邀请各界代表参加，当众指责他六年里“非法搜集军事情报”“企图收买公职人员当间谍”，随后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将他驱逐出境。

驻苏大使馆这才确认，这就是苏联针对西坝河抓捕事件的报复性手段。中国外交部立刻向苏联驻华使馆递交抗议照会，痛斥这是“明目张胆的非法绑架”。关恒广离开莫斯科那天，大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都去机场送他。刘新权大使亲手把一朵大红花戴在他胸前，对着各国记者慷慨陈词，一边强烈抗议苏联特务的迫害，一边赞扬关恒广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称他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回到国内的关恒广，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这段被陷害的经历，不仅没影响他的外交生涯，反而让他更坚定了深耕外交战线的决心。1975年，他被派往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开启了新的外交征程。可能有人会觉得，被苏联这么折腾，关恒广应该会对俄罗斯相关的一切避之不及，可事实恰恰相反。

原驻俄使馆公使周晓沛回忆过一个细节：80年代中期，他和关恒广在苏联处同一个办公室，负责中苏关系调研。有一次聊天，他劝关恒广：“老关，看来苏联是回不去了，你干嘛不改换门庭，脱离我们俄语圈呢？”关恒广想都没想就说：“我学俄语出身，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就是死也要当‘俄罗斯鬼’！”这话让周晓沛当场愣住，之后再也没提过这事。

1980年，关恒广主动申请调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继续做对苏研究工作。那会儿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慢慢好转，中国外交部也没忘了帮他平反的事。1985年，外交部正式向苏联驻华使馆提出，希望重新审视关恒广事件。苏联方面当时也表示愿意“平反”，但提出要一并解决1974年被中国驱逐的五名外交官的问题。

这事牵扯太多，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双方最后只能暂时搁置。但关恒广也没闲着，继续在外交岗位上发光发热。1987年，他被派去接待苏联文化代表团，苏联方面没提出任何异议；1988年，他又负责接待苏联外交部访华代表团，对方依旧没说半个“不”字。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关恒广还被指派为接待翻译，圆满完成了任务。

从这些细节能看出来，苏联方面其实已经默认“关恒广事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周晓沛还提到，当时我方其实还有个计划，就是安排关恒广随中国访苏代表团重返莫斯科，可惜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执行，苏联就解体了。

不过命运终究给了关恒广一个圆满的结局。1997年1月，他卸任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后，转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大使。当他再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迎接他的不再是诬陷和驱逐，而是老朋友的热情拥抱。这份迟来的“回归”，总算弥补了他当年的遗憾。

回望关恒广的这段经历，你会发现，外交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博弈，更是无数个体的坚守与担当。被诬陷时，他守住了外交官的气节；被驱逐后，他没放弃自己的理想；时代变迁中，他始终怀揣着对专业的热爱。所谓外交精神，大概就是这样，在暗潮汹涌中保持清醒，在风雨飘摇中坚守初心，哪怕历经波折，也始终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国家满怀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