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四十度，地上零下十度：矿工老崔的冬天

凌晨四点半，大同江还在黑暗里冻着。崔成柱推开家门时，一股白气先他一步闯进夜色，像灵魂迫不及待要出窍。他紧了紧身上那件领口磨得发亮的棉工装，工装左胸口袋上方印着褪色的字迹：“光荣的煤矿工人”。这是他父亲穿过的，父亲传给他时曾说：“这衣服暖，井下冷，心里得有团火。”

从家到三号立井的七公里路，崔成柱已经走了二十二年。路上结了冰，他走得很慢，很小心——上个月矿区医院的李医生说，他膝盖的半月板磨损得像个用了三十年的轴承。但今天他心情不错，昨天发的工资还在内兜里揣着：四万三千朝元，按黑市汇率，大约三百二十元人民币。比普通矿工多了两千，因为他是一级掘进工，还因为他在井下连续十五年无事故。

地下的火，地上的冰

罐笼下降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像巨兽的叹息。从地面到-350米工作面，温度从零下十度上升到零上四十度。崔成柱脱掉棉衣，露出精瘦黝黑的上身，汗水立刻从毛孔里涌出来，在煤尘覆盖的皮肤上冲出蚯蚓般的痕迹。

这里的空气稠密、滚烫，混杂着煤尘、汗水和机械油的气味。风钻怒吼起来，煤壁在震动中剥落。崔成柱和他的工友们在巷道里移动，像地心深处的蚂蚁，搬运着这个国家最需要的黑色粮食。

朝鲜的冬天需要煤，就像人需要心跳。热电厂需要煤，钢铁厂需要煤，平壤那些有集中供暖的楼房需要煤。但崔成柱家所在的矿区宿舍，供暖用的是最次的煤矸石，每天只有早晚各两小时。他的妻子金善玉计算热量比会计计算账目还精确：几点生炉子，几点做饭可以借用余温，洗澡水要烧到几度刚好够用又不浪费柴火。

上个月儿子在作文里写：“我的爸爸是煤矿工人，他给平壤送去了温暖。”崔成柱看到时，鼻子酸了一下。他不知道怎么告诉儿子，那些最亮的灯火、最暖的房间，往往与他们这些挖煤的人无关。

配给簿上的空白格

中午升井吃饭时，崔成柱在澡堂冲了五分钟——这是规定时间，多用要扣工资。冰凉的水砸在滚烫的皮肤上，他打了个激灵。食堂的午餐是固定配给：两个玉米窝头，一碗白菜汤，汤里漂着两片薄如纸的腌萝卜。矿工每月多配给100克食油和500克黄豆，但对于每天消耗五千卡路里的身体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

崔成柱的配给簿上，肉类那一栏已经空白了两个月。国家配给的猪肉每年只有四次：太阳节、光明星节、国庆节和春节。每次每人200克，要凭特别供应券领取。去年春节，他们全家三口领到的600克猪肉，金善玉做成了红烧肉，儿子崔永哲一块一块数着吃，吃了三天。

昨天领工资时，班长悄悄对他说：“老崔，市场来了批好肉，新义州那边运来的。你家永哲不是要考大学吗？得补补。”崔成柱摸了摸内兜，那叠工资突然变得烫手。

下午四点，崔成柱提前一小时升井——这是他作为一级工的特权。他没回家，直接去了矿区边缘的自由市场。这里没有招牌，但人人都知道位置。

市场的热闹与矿区的肃静形成两个世界。摊位上，中国产的保暖内衣标价八千朝元，日本二手收音机要价三万，而在最里面的肉摊，三条肥瘦相间的猪肋排挂在铁钩上，在零下十度的空气里冒着若有若无的热气。

“多少钱？”崔成柱问得直接。

肉贩是个脸上有疤的中年人，人们叫他“老疤”。老疤伸出两根手指晃了晃：“两万一公斤。看你是矿上的，算你一万九。”

崔成柱心里快速计算：一万九千朝元，约合一百四十元人民币，是他月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四。他想起儿子昨天说腿抽筋，想起妻子越来越瘦的脸，想起井下工友老朴上个月晕倒，医生说严重贫血。

“来一公斤。”他说。

交易在沉默中完成。老疤用旧报纸包好排骨，又塞进一小块肥肉：“给孩子熬油。”崔成柱递过钱时，手指有些发抖。这不是因为冷。

地心与人间

回家的路上，崔成柱把排骨裹在棉衣最里层，怕它冻硬了。路过矿区光荣榜时，他停了一下。榜上有他的照片，下面写着：“模范掘进工崔成柱，连续十五年安全生产”。照片里的他年轻些，笑着，牙齿在黑脸衬托下很白。

他不知道的是，同一时刻，平壤未来科学家大街的公寓里，年轻科学家们正在讨论从中国进口的取暖设备；统一市场附近的餐馆，有外汇的人正在享用烤五花肉，一份的价格相当于他半个月工资。

这种差异是系统的、精心设计的。煤矿工人的高热量配给、教师的知识分子补贴、科学家的特殊供应——每个群体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像精密仪器里的齿轮。国家媒体说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崔成柱不懂这些理论，他只想知道，为什么挖煤的人最需要热量，却最难获得热量。

金善玉看到排骨时，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这得多少钱啊……”

“永哲要高考了。”崔成柱只说了这一句。

厨房里，金善玉处理排骨时近乎虔诚。她先焯水，撇去浮沫，然后加入配给的大葱和偷偷攒下的几粒大蒜，最后放进宝贵的三片姜。炉火不大，她让汤慢慢炖着，香气渐渐弥漫整个房间。

崔永哲下晚自习回来时，汤刚好炖好。他闻到味道，书包都没放就冲进厨房：“妈，今天过年吗？”

“你爸买的。”金善玉盛汤，把最多的那块排骨放进儿子碗里。

崔成柱看着儿子喝汤的样子，突然想起井下的一件事：有一次巷道透水，他被困了八小时。最冷最绝望的时候，他想起的不是什么宏大理想，而是妻子做的黄豆炖猪蹄的味道。那种具体的、油腻的、香得让人想哭的味道，成了他扒开碎石往外爬的动力。

现在他看着儿子，看着妻子，看着桌上这锅几乎花掉他一半月薪的排骨汤，觉得那八小时的坚持有了答案。

晚上九点，供暖停止了。温度开始下降，崔成柱往炉子里加了两块煤矸石——这是他今天从井下偷偷带回来的，拳头大小，能烧半小时。

永哲在做题，金善玉在补衣服，崔成柱在检查儿子的数学作业。灯光昏黄，三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晃动，时而分开，时而重叠。

“爸，我们今天学了能量守恒定律。”永哲突然说，“能量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崔成柱想了想：“就像我挖的煤，烧成了热，热变成了电，电让平壤的灯亮起来？”

“对，但不止这样。”永哲眼睛发亮，“就像你今天买的排骨，它的能量转移到我的身体里，我学习就有了力气，将来就能考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让你和妈过上好日子。”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炉火噼啪响了一声。

崔成柱转过头，假装看窗外的夜色。窗外，矿区星星点点的灯火延伸到黑暗深处，更远处，平壤的光隐约可见，像地底煤层的反光。

他突然理解了那个定律：在这个月薪三百元、猪肉是奢侈品、冬天漫长寒冷的国度，热量确实在转移——从地底转移到地上，从父母转移到孩子，从今天转移到明天。转移过程中会有损耗，会有效率低下，会有不公，但转移本身从未停止。

就像他父亲传给他的那件工装，就像他今天传给儿子的那碗汤，就像地底下那些沉睡亿年的煤，终将以光与热的形式，抵达某个需要温暖的时刻。

夜深了，温度降到零下。崔成柱一家挤在唯一的暖房里，呼吸着彼此呼吸过的空气。排骨汤的香气已经散尽，但某种更持久的东西留了下来——不是热量，而是产生热量的可能。

窗外，大同江还在冰封之下静静流淌，等待春天。而在地下三百五十米处，明天的煤正在形成，需要另一个四十年，或者四亿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