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日本战犯越狱逃亡两月，装小贩无人识，却因一句话暴露身份

1947年12月14日深夜，上海江湾一带的北风呜咽，零下二度。几乎所有人都在缩脖取暖时，战犯中野久勇摸出牢房，踩着院中残雪翻墙而去——这是上海战犯拘留所开办近一年里最离谱的一次警戒事故。后续追捕、暗查、再落网，一共耗时七十六天，最终在1948年2月28日收场。整件事看似离奇，其实透着国民党末期监狱管理的松懈，也反映出战后上海都市肌理中“侨民、警探、小贩”这三股人流交织的独特景象。

中野是从“特高课”走出的老牌宪兵，三十七岁赴崇明，年仅三十五岁时已在岛上言出法随。战争结束后，他被当地百姓举报逮捕，1947年初押进江湾战犯拘留所。当时负责看守的，是由国防部直接调配的宪兵中队，却没想到十个月后让对方钻了空子。夜里灯火昏暗，巡逻班排以为电网稳固，巡视间隔拖到半小时，值夜官更把钥匙挂在办公室内壁，全无防备。中野借上厕所之名出了门，推开半掩的行政房，拿了伪造狱警证件，又顺着最矮处墙脚一跃而下。等清晨交接，点号时少了一人，看守才如梦初醒。

他外逃第一站是南京路。卖掉本来价值不菲的西装，换成灰色长衫；再到租界旧货铺淘得一顶破毡帽，生生把一个前宪兵改装成落魄生意人。几句生硬的沪语，加上一口广东口音普通话，居然骗过不少茶馆伙计。有意思的是，这套伪装的灵感，来自他在崇明审讯地下党员时的“反串实验”。当年他曾让部下假扮搬运工混进集市，如今轮到自己上场，算是恶有恶报中的一段讽刺。

二十余天里，他白天混迹北火车站，夜里躺在候车室长凳。钱不够了，就跑到乍浦路桥帮黄包车推坡收“桥头费”。人群嘈杂，警探排查困难，他反而相对安全。偏偏一次普通感冒改变了进程。为了退烧，他在药店买了散装阿司匹林，被装进纸包随身藏着。1月13日，他决定离沪去嘉定投靠旧相识，途经昆山。在嘉定南门，守城警员例行搜查，打开布包见粉末，心里一惊：“这怕不是白面？”于是把他扣下。没有身份证件，只有一张半新的华商存根，一看更可疑。于是嘉定警察局以“流窜贩毒”将其收押。

吊诡的是，中野被地方公安羁押、移交、复审前后四十六天，竟没人认出他是通缉战犯。原因有二：其一，地方卷宗系统里尚未录入战犯照片；其二，短短半年内上海换过三次币制，普通警员忙着应付物价飞涨，搜捕情报根本跟不上。中野在法庭上后来得意地回忆，“过三关而无人识”，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1948年2月21日，嘉定地方法院最终认定“粉末系阿司匹林”，将其无罪开释。正是这张释票，使上海警探判断战犯极可能又返回市区。由此，暗线全面收束到乍浦路桥一带。理由简单：越狱者身无分文，最易在桥头找零工。警方安排便衣迂回试探，故意雇人推车，再与之闲聊，辨口音、听行话。2月28日午后，桥堍上一个自称“王寿章”的推车汉抢生意，谈价时说出一句：“大饼已经要三千块啦！”“大”字拖音怪异，一旁的暗探当即心头警铃大作：这人明显中文里带日式喉音。几秒之后，两名便衣同时攥住他的手腕，枪口顶住后腰，小声警告：“别乱动，跟我走。”

验指纹、比对旧档案，一张泛黄通缉照与面前人相叠，身份尘埃落定。当夜，提篮桥监狱把他收入重刑区，并立即报告上海军事法庭。相比江湾，提篮桥的警戒严得多：双层铁门、探照灯、武装站岗，还配备当时少有的电台监控。中野再无机会翻墙，唯一的要求竟是“加餐五张大饼”，好似还在惦记那句暴露身份的口误，令人哭笑不得。

4月1日，上海军事法庭公开审理。检控方呈上崇明受害者家属证词、宪兵队内部备忘录、被害者遗体照片等十一份证据，指出他在1940年7月“崇明大屠杀”中直接下令射杀及沉江超过二百人。陪审席上一度鸦雀无声。法官石美瑜提问：“是否承认指挥了沉江行动？”中野先辩称受上司指令，后又说是部下擅自为之，前后说词矛盾。当检方播放当年宪兵队庆功酒会照片，上面他正举杯笑谈“扔石头看浪花”，中野脸色铁青，低头不语。

4月8日上午九时，军法处核准死刑。押赴刑场途中，他与同案的上司大庭早志竟用日语合唱《君之代》。押解宪兵没有阻止，只把安全扣全打开，提防最后拼命。枪声在十分钟后响起，两名行刑士兵各补一枪，确认不再呼吸。崇明受害者代表远远看着，没有放鞭炮，也无人欢呼，只是带着木然的神情陆续离开。他们更在意的是，不会再有人把亲人绑了石头扔进江里。

回到案件核心，中野久勇之所以能溜出江湾，一半归因于战后管理机制的漏洞：战犯未统一囚服，看守人员待遇偏低，电网维护不良；另一半则是都市流动人口的巨大掩护伞。推车、当短工、睡车站，几乎与普通难民无异。若非那句“大饼三千块”，他也许真能混船返日。但历史总有微小的转折点，语言细节就成了定音锤。对于当年负责侦缉的警探而言，破案不是荷枪实弹的追逐，而是捕捉一句拖长的声调。

这场越狱闹剧在档案中被归为“1948年上海战犯再捕案”，结束时悄无声息。可对于崇明老百姓来说，正义虽迟，终究未缺席。这一结局让人不禁想到那句老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