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草原丝路 亮丽东方端点——集宁路古城的历史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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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集老高速公路施工现场（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境内），内蒙古文物考古部门大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如火如荼，“洛阳铲”一掀，便惊艳天下。岁月的尘埃被层层拂去，一幅情景交融的立体画卷徐徐展开，面积达22045平方米的完整市肆遗址，出土完整瓷器500余件、可复原瓷器7800余件，其他各类珍贵瓷器标本达上万件，铜钱36849枚，陶器、铜器、铁器、石器、金银器等各类器物上万件。房址、道路、灰坑、十字街道等一批重要遗迹次第展开。大量出土的金、元时期的瓷器，地层关系清晰，种类丰富，窑系众多，精品纷呈，囊括景德镇窑、钧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建窑七大窑系，还有大量瓷器尚不能确定窑口。堪称陶瓷考古史上的奇迹。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因此入选“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5年的考古中又有诸多新发现，尤其是再次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及陶器、铜器、古钱币等各类器物470余件。

掀开元代“集宁路古城”作为路一级城市的层层神秘面纱，其与道路的深厚渊源，令人称奇。1920年，平绥铁路修建，现代集宁成为一个热闹的商业集散地，时称平地泉。1922年北洋政府设治时，古城遗址处发现一块元代“集宁文宣王庙学碑”，故名集宁设治局，后改集宁县。1958年、1984年，文物考古部门对古城遗址进行调查清理和小面积试掘，对古城的基本情况作了考证，确定了元代集宁路遗址。

1958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配合集张铁路建设对集宁路古城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在古城西城中部，发现一个大型窖藏，有瓷器、铜盘、漆盘等完整文物一百多件，漆盘底部墨书“内府官物”，得知此地埋藏有元代官府的器物。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集宁文官王庙学碑所在地的西南150米处发现一处窖藏，一大瓮内有八件完整的丝织品及残片，丝织品为罗纱组织，有提花、绣花、印金等，原料为蚕丝，一件缠枝牡丹花纹提花绫上面可见反书“集宁路达鲁花赤总管府”“口口口口八安答堡子照业军人”等字，瓮中还有漆碗、龙泉窑碗、残银杯等，两件漆碗底部有墨书“己西妾家上牢”。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集宁文宣王庙学碑东南280米处又发现1处窖藏，出土有双耳白瓷壶、清白瓷大碗、钧窑钵等。除窖藏外，从当地居民手里收集的文物有龙泉窑碗、钧窑碗、豆绿釉罐、青白瓷狮子、铜镜等。学者认为从漆碗底部“己酉”年款两字看，这两批窖藏的年代应在1309年之后，“己酉”年，忽必烈统一全国后，江南地区的瓷器和丝织品都输送至北方地区。

集宁可谓因路而生，因路而名，因路而兴。穿古越今的每件珍宝都是流动的文明切片，折射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密码熠熠生辉。当我们在千年后凝视这些文化琥珀，仍能听见草原丝路悠悠驼铃声里传来的辽阔大元的铿锵心跳。

窖藏瓷器出土情况（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一 路

集宁路古城遗址（现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东距张家口市140公里，南距大同市90公里，向北进入蒙古戈壁草原，向南进入中原腹地。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融合，各民族交错杂居、兼容并蓄，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一个重要起点。

草原丝绸之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欧洲地区。是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震古烁今。

草原丝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源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的生活习俗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中，沟通东西方交往极其困难。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成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和草原丝路的重要链接点。中原旱作农业地区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马等）；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经济互需互补、族群相依相生，构成草原丝路的基础。

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元王朝正式建立驿站制度，以上都、大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属东道，起点为元大都）、木怜、纳怜（又称“甘肃纳怜驿”）三条主要驿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商贸往来、军需供应、人文交流均依赖于此。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成为元代草原丝绸之路的核心。

其中“木怜”道属西道，从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附近），西行经兴和路（今河北省张北县）、集宁路（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州（今呼和浩特市白塔子古城）、净州路（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净州路古城），北溯汪吉河谷（今蒙古国南戈壁翁金河）至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西北角，1235年由窝阔台汗建都，曾是蒙古帝国政治、经济中心）。

哈剌和林地区地处蒙古高原的腹地，草原丝路的三条主干线经此再向西北越中亚纵向延伸，直至欧洲。元代全国有驿站1519处，有站车4000余辆，这些站车专门运输金、银、宝、货、钞帛、贡品等贵重物资。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商队络绎不绝。此时最为著名的商贸城市是元上都。元上都城内的西关，是各国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史载：“（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官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在元上都，外国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频繁来访，如发郎国的使者最早在中统年间就在开平觐见过忽必烈。最为著名的事件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回国后写下了《马可·波罗行纪》，向整个欧洲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印度、缅国、尼波罗国的使者、僧侣、工艺家、商人等都曾来到过元上都，元上都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

珍珠般串起的草原城市遗址，相继发现了当时贸易往来、人文交流的大量实物。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万部华严经塔发现了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钞票实物“中统元宝交钞”；在额济纳旗黑城古城遗址相继发现“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在元上都、德宁路、净州路等地还发现带有古叙利亚文字的景教墓顶石，东西方文化交流之盛可见一斑。集宁路古城遗址发掘出土的大量元青花精品窑藏瓷器，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草原丝路的发达为集宁路古城带来了高度繁荣。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历史继承使集宁路独呈商贸之都的繁兴。历次考古大量出土的古钱币、坩埚、铜渣、料珠、箭镞、铁刀、铁钉、犁耙锄，以及骨器具、皮革加工器具、牛马用具、首饰器物，都诠释着这座城市与岭北蒙古各部繁忙的贸易往来，是岭北行省通往中原内地的物流中心。

一 碑

集宁路古城北依环状山地，南临黄旗海（金代白水泊），依山傍水，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宜牧宜居。集宁路为元代建置。辽代称“春市场”。金代正式设立集宁县，《金史·地理志》载：“集宁，明三年（公元1192年）以春市场置，北界二百七十里”。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为金代西京路大同府抚州属邑。当时为春市场（榷场），是蒙古草原与中原地区商贸交易的重要场所。《金史·地理志》记载，“西京路下属抚州，辖有柔远、集宁等县。”金时的抚州相当于现在的地级行政建制，其所辖的柔远（今河北省张北县）、集宁为县级建制。元朝统一全国后，实行行省制，下设路，府，州，县，全国按地区分为十二行省，阴山以北漠北瀚海地区设为岭北行省。集宁路地处岭北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交通枢纽，构成沟通南北商贸的区位优势，又具有前朝形成的商贸辐射，元宪宗（1251——1259年）升其为路，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建制，由中央政府中书省直辖，下辖唯集宁一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地处塞北孤居漠南的集宁路使命非同一般，被视为元朝的京畿腹地，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凸显。

现立于乌兰察布市博物馆馆前区的元代集宁路“大成至圣文宣王庙学碑”（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官网）

1920年，平绥铁路修筑，原设计在平地泉建设车站，因当地教会势力阻挠，只得将车站改建在老鸹嘴子（集宁前身），取名平地泉。1922年民国政府拟在平地泉一带建立平泉县，但因与河北省平泉县同名而不得。在原察哈尔正黄旗的八苏木大土城古城的孔庙遗址中，出土了一块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刻制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庙学碑”，碑上刻有“集宁”。经史学家考证，这里就是金代集宁县、元代集宁路的遗址。在另选县名时，便采用了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石碑上的“集宁”两字，近代集宁由此诞生。1924年2月15日，集宁县正式成立，集宁的名称就此沿用。一个消亡的古城和一座现代城市由此实现了衔接与传承。

元朝中央政权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大力传播儒家文化。各帝王尊儒崇孔、大兴孔庙，将儒家文化作为统治政策的基本内容，孔子更是被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是历朝中给予孔子的最高封号。现存于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的集宁路“大成至圣文宣王庙学碑”，记载了元朝皇帝对孔子的无上尊崇，是元朝儒学在集宁地区传播的重要见证。通过大力推崇儒学教育，元朝进一步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发展。

1294年，忽必烈孙铁穆尔嗣位，是为元成宗，在即位之初，就“诏中外崇奉孔子”。大德十一年（1307年），武宗海山继位。他在尊孔方面更为积极，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个头衔以后一直沿用，用鲁迅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为什么要加上“大成”二字呢？原来，“世尝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加号“大成”，是为了表示元朝皇帝尊孔最为虔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用汉字楷书清楚地镌刻集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元朝在路总管府行政建制中实行蒙汉二元官制形态，达鲁花赤属蒙古官制。实际上是集宁路总管府最高行政长官，负责管理集宁路各项事务）、总管、集宁县达鲁花赤、县尹、教授等公人名，蒙、汉、女真、契丹等族俱见。集宁路附近众多古墓碑文，文化内涵丰富。在这座草原城市，各族民众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取所需，繁衍生息。在这个多民族的城市中，文化繁兴，信仰有别，寺庙庵院及儒学并行，尤倡导孔孟儒学，出现了各族文才学士。“集宁文宣王庙学碑”明确记载了蒙汉官员文人学士，在学术思想上“尊儒重道”，推崇孔孟；而各级要官均有署名，集宁路学术气氛浓郁，担当着塞外文化中心之一的重要角色。

一 器

集宁路古城考古发掘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发现了大量的金、元时期的瓷器。瓷器种类涉及梅子青、豆青、姜豆青、青花、釉里红、卵白釉、影青釉、黑釉、结晶釉、孔雀蓝红绿彩等多种，造型多变，纹饰简洁流畅，粗犷而不乏细腻，釉色装饰时代特点鲜明，质量上乘。可谓洋洋大观、品类纷呈。囊括全国七大名窑，窑系之广，数量之丰，品相之精，釉彩之全，令世人惊叹。这在中国陶瓷考古史上实属罕见。

由于瓷器多发现于窖藏及城内房址当中，大部分保存完好。其中，以景德镇湖田窑的釉里红、青花瓷器最为珍贵，以“枢府”釉瓷器出土的数量最多。这些瓷器载体明确，地层关系清楚，其时代与性质的认定清晰明了。集宁路古城初建于金，毁于元末农民起义与明军的灭元战争。所以，这批瓷器可以在时间上准确地定位于金元时期。

精品瓷器一般多出土于窖藏之内，被整齐地放在瓷瓮、瓷缸或瓷罐当中，还有些瓷器就地挖坑掩埋。其中最为璀璨耀眼、最为珍贵的是：釉里红玉壶春瓶1件、景德镇窑青花高足杯6件和钧窑香炉、泉窑三足樽等瓷器61件。

釉里红玉壶春瓶造型秀美，颜色纯正鲜红，青白釉上满布红斑，红斑系洒涂成，奔放自然，清新亮丽。属于元代景德镇窑工试烧釉里红瓷器的代表之作，表明元代釉里红烧造技术已经成熟，为研究元代釉里红瓷器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标本。目前，全世界现存元代釉里红玉壶春瓶约15件左右。但此件与其他14件在规格、红斑图案等方面均不相同，尤其是其斑鲜红如血，颜色至纯至艳，极其精美。

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釉里红玉壶春瓶 元代（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青花高足杯造型轻灵，胎体细白轻薄且微透光，除杯内杯壁的暗花八宝纹外，其他部位的蓝色花纹运用钴料形成，图案素雅明快，有龙、凤云纹和蔓草纹、火焰纹等。成套青花高足杯的出土再一次印证了元代青花瓷器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青釉龙首龟身砚滴，龙首高昂，口微张，上唇尖长并高高翘起，牙齿尽露，双目突出，点褐彩。下颌胡须卷曲，腮和颈后有鳍，腮内两侧作开。龟背甲边缘呈曲波状，上有许多六边形小甲片，每片甲片内阴刻一“王”字。四肢前屈，坚实有力。尾巴上翘，贴于甲背。龙首口衔把莲，负于背上，背部正中莲叶上有一注水孔，与龙首口部相通。腹部、四肢刻划有鳞片。灰白胎，通体施青釉，腹下可见支烧痕。器物制作细腻精美，造型威猛，线条流畅。（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认为：从器型上看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12 世纪的高丽青瓷龟行水注非常相似，并不是龙泉窑瓷器，而是高丽青瓷）

青釉龙首龟身砚滴 元代(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元黑釉弦纹“葡萄酒瓶”，高24.7厘米，口径7.4厘米，底径8.5厘米，小口，平底。从肩到底装饰弦纹，上施黑釉。肩部露胎，其上阴刻“葡萄酒瓶”4字，为研究元代酒文化提供了珍贵史料。在元朝宫廷酒类中，最常见的就是马奶酒和葡萄酒，二者各领风骚，马奶酒在国家祭祀中花魁独占，葡萄酒在朝廷赏赐中一枝独秀。如果说，宫廷中马奶酒备受青睐反映的是蒙古黄金家族不忘国俗旧礼，始终保留鲜明的民族特色；那么，宫廷中对葡萄酒的时尚消费则体现了元朝政权积极吸纳外来文明、兼收并蓄的特点。

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青花梨形注壶元代（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同出于一窖藏的还有钧窑月白釉香炉、龙泉窑荷叶盖罐、专供元朝枢密院使用的卵白釉瓷器、官僚贵族使用的青花瓷器等精品，极为引人注目。元青花使用的青料主要为进口钴料苏麻离青，主要来自古波斯地区（今伊朗或伊拉克）。伊朗国家博物馆的记载表明，13世纪波斯文献已明确记载该钴料产自卡尚山脉的格哈默沙村，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元代至正年间（14世纪），苏麻离青主要用于精品元青花，其高铁低锰的化学特性形成独特的“铁锈斑”效果。

出土的大量仿建窑系的“油滴”“玳瑁”“鹧鸪”“兔毫”等结晶类瓷器，器形明显偏大，釉面结晶斑点均匀，较宋代同类瓷器质量明显提高，体现了元代高超的瓷器制作技术。

一 肆

历经金、元两朝一百五十余年的长期发展，集宁路颇具规模。考古发现，城内南北、东西路网密集，城内道路为六纵七横。以东西门相通的大道为城内街区的中轴线，以北分布有9个大街区，应属于城内的官衙地区；以南分布有22个小街区，是城内的居民生活区或手工作坊区。城市的中部偏北是中枢所在，由十字交叉的街道与鳞次栉比的房屋组成，即市建区域，其主体位置恰好处于官民两区的衔接地带。按城垣结构测算，集宁路古城的北城墙长为640米，西城墙长为940米，整体呈长方形。分内外城，内城属官衙、孔庙，外城分民居、商贸、工场、作坊各归所属；城内功能完备，格局规整，区域合理，交通畅达，市肆发达，一派中心城市的景象。“这种城市规模，正好与今内蒙古四子王旗的净州路古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德宁路古城、克什克腾旗的应昌路古城的面积基本一致。集宁路、净州路古城皆初建于金代，德宁路与应昌路古城系元初新建，由此说明元代‘路’一级的城市建置基本上沿用了金朝制度，同时也反映出当时‘路’的基本规模。”（陈永志：《古代草原上的“路”级城市长什么样——关于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的考古札记》《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6期）

集宁路古城市肆遗址 （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集宁路城址的中西部中心地带发现了成片的房屋基址，这些房址成排分布于街道两侧，临街房屋呈格栏式布向，房间门道临街，类似于现在的“门脸房”。显然，这是集宁路古城的主要场所市肆所在。市肆遗址东西长100米、北宽60米，房址分布于十字街道两侧，均由正南北向多开间的多组房屋组成。所建设施结构完善，生活条件与功能优越。房舍分厅、卧、贮藏区，排水及炕暖设施巧妙实用。房间地面由方砖铺砌，屋内有火炕、地灶、烤炉、石磨盘、大型陶瓮等生活设施。临街房屋形制基本相似，开间较小，门道面街，为居住、交易场所。

在市肆遗址街道两侧的房址内，发现有多处钱币及瓷器窖藏；在十字街繁华地带内的房址中，还发现了烘烤食物的炉窑，炉窑内残存有烤焦的食物，这应是城内饭馆一类的场所。此外，在东西向街道东端的一组房屋窖藏内，出土了一套铜勺、铜匙、铜碟及瓷器等器皿。结合瓷器底足处“王宅药铺”铭记推断，这里是一处大型药店所在。瓷器上的墨书所书写的如“王宅药铺”“煎饼铺”“食店杨家”“仁和馆”“聚贤馆”“税”等款识。

古城内建筑遗迹保存完好，房址、街道、作坊、窖穴、水井等遗迹基本完整，房间内的火炕、锅台、水瓮、牛腿瓶、石磨、石臼等生活设施基本保持原样。较为珍贵的金银、铜、铁器以及瓷器、铜钱等便于移动的生活用品，均以瓷瓮或其他装贮类工具掩埋于地下，发现此类窖藏达34处。保存完好的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窖藏器物，成为洞察这座塞外古城兴衰奥秘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钥匙”。

集宁路古城遗址地理位置特殊，其所折射出的历史背景极为深远。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蒙古统治者曾三次西征，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四大汗国建立，草原城市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欧亚大陆南北、东西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广泛，商业贸易迅猛发展。元朝建立后，进一步加强对外贸易交流。元朝在漠北草原地区设置有岭北行省，其政治中心为哈刺和林、称海、谦州等城市，均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在沟通东西方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集宁路古城位于由中原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蒙古大草原的南部边缘，正处于元朝的“腹里”行中书省、陕西行省的北部边缘地带，是与岭北行省及漠北各大城市进行贸易往来的纽带。（陈永志：《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概述》）

800多年前，同生互构、和睦共居的各族居民用勤劳、智慧和汗水，构筑了商贾辐辏、车马喧阗、功能完备、繁华如斯的塞外商城——集宁路，承载起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广泛交流、多元汇聚，蒙、汉、女真、契丹等各民族繁衍生息、纵横驰骋的广阔舞台，绽放出千年草原丝绸之路的璀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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