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现在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罐装牛奶、酸奶、乳酪、奶制品等，风味各异，琳琅满目。而在我的童年，牛奶是温饱之外的奢侈品，每瓶一角六分的订费对普通人家的开销不算小数目，婴儿和大病患者凭医院证明作为特殊营养品，才能订到三至六个月的一瓶牛奶。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母亲得了一场大病，住院开了大刀，父亲拿着医院证明去牛奶公司提出申请，经过审批，在弄堂口的牛奶站订到了三个月的牛奶，每天要跑几百米去取奶。
说是牛奶站，却是露天的，没摊没棚，只有一排排用铁链锁着的堆高的牛奶格子。第一瓶牛奶是我去拿的。乳白色的液体装在厚厚的玻璃瓶里，瓶口有一张贴着商标的蜡纸封口，并用细细的蜡线扎紧。第一次见，分外好奇，我拉开线头，撕开封口，只见瓶口上是一张圆圆的厚纸板，拿下来，反面厚厚的一层奶油。我用舌头舔了又舔，直把纸板舔出了些许碎屑。这个动作，想必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做过的吧。
拿回家，父亲在煤球炉上煮牛奶。钢精锅里的牛奶冒着许多小泡泡，那独特、香醇的味道渐渐渗入我的鼻子，未等牛奶烧开，我就用调羹去舀了一口，正想吃第二口，被父亲一双有力的大手挡住了。父亲将煮沸的牛奶端离煤球炉，凉后表面凝结着一层厚厚的奶皮，上面还有一点点金黄色的油脂。父亲看我一副馋痨的样子，就叫我舔掉已倒入碗中的奶皮，我却不小心把奶皮粘到了嘴上，又将嘴伸进了碗里舔了两下，竟成了一个大花脸，引得全家人大笑。空瓶还有几滴牛奶，我忙不迭倒进了半瓶温开水，将洗瓶水也一同喝掉了，留下一只锃亮锃亮的牛奶瓶。
八十年代，订牛奶放开了，家家户户可以订牛奶了。凌晨，人们还在熟睡中，送奶工就推着小车，夹杂着牛奶瓶磕磕碰碰的声音，穿梭在弯弯曲曲的弄堂里，挨家挨户送牛奶。弄堂人家的墙上或门上挂起了大大小小的牛奶箱。晚上入睡前，把空瓶放到牛奶箱里。那时的牛奶瓶是回收的，经过清洗和消毒之后循环使用。收取完毕，送奶工还要回到牛奶点，再给自取牛奶的发放。她戴好袖套、饭单，拿着一支竹竿圆珠笔，在人家牛奶卡的日期上划去一格。一不小心打碎奶瓶，她要自掏腰包赔偿。
冬日下雪积冰，路滑难走，送奶工更是早早出门了，头上戴着遮耳的棉帽和口罩，只露出眼睛和鼻子，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手上戴着棉手套，脚上蹬着破棉鞋。落雨天，送奶工套着一件破旧的自行车塑料雨披，穿梭在雨中。至今，我还记得这一幕：一个雪天的早晨，我正在家门口生煤球炉子，看到年迈的送奶工不慎滑倒，小推车上十几瓶牛奶翻落在地，打碎了好几瓶，她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弄堂里的人纷纷走出家门前去安慰她，没有拿到牛奶的人家没有一户责怪她或要她赔偿。原来，她的脚后跟生的冻疮已溃烂、渗血，痛得摔倒在地。母亲从家里拿出了汤婆子让送奶工暖手，也有人送来热毛巾，让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人对味道的记忆是有感情的。曾经苦涩的往事，如今成了难忘的瞬间。
原标题：《晨读 | 陈建兴：牛奶往事》
栏目编辑：郭影
文字编辑：史佳林
本文作者：陈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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