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赵丽蓉出访台湾时“闹笑话”，机智挽回后全场掌声雷动

1992年，赵丽蓉出访台湾时“闹笑话”，机智挽回后全场掌声雷动

原标题：1992年，赵丽蓉出访台湾时“闹笑话”，机智挽回后全场掌声雷动

1992年3月2日20点30分，台北松山机场的候机大厅灯火通明，迎接大陆电影代表团的横幅挂得比人还高。人群里，一位身穿灰呢外套、拎着小布包的老太太最惹眼，她就是那年64岁的赵丽蓉。工作人员小声提醒：“赵老师，这边请。”她摆摆手，笑得像去隔壁串门。

那趟飞行耗时三个多小时，却足够让随团成员把注意事项背了两遍。两岸影视人员官方互访自1989年破冰以来仍属罕见，场面有多敏感大家心知肚明。可赵丽蓉看上去只关心一件事——能否尽快吃到正宗的台南担仔面。

抵台当天夜里，台湾电影界安排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由金马奖评委会主席李行主持。按流程，每位嘉宾用一句短语说说“初到宝岛的感受”。前几位同行句式整齐，什么“荣幸”“期待”“交流”满天飞。轮到赵丽蓉，她慢悠悠站起，唐山口音带着儿化音：“真没想到，还能到台湾宝岛，多亏李行同志——”前半句还好，那个“同志”一出口，全场哄笑。

有人吸气，有人低头抄笔记，也有人偷偷替她捏把汗。台湾媒体此前爱挑字眼，生怕第二天的头版变成“大陆演员口误”。气氛僵了两秒钟，赵丽蓉却不紧不慢，扶了扶眼镜，眯眼望向台下，“笑啥？笑我叫李行同志咧？”她顿了顿，语调陡转：“孙总理讲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天咱们是为电影而来，更得努力！”话音落地，掌声像潮水，一点没留情面地淹没了尴尬。

不得不说，这番补刀漂亮得很。先用“孙总理”把“同志”二字的历史出处抬高，再把“努力”这个当下共有的价值挪进来，既化解笑点，又抬升现场情绪。李行当场竖起大拇指：“赵老师机智！”有人后来回忆，正是这一记“同志梗”，让那场介绍会从紧张对峙转为轻松互动。

记者招待会后，代表团连跑台北、台中、新竹三城，参观了华视、中视、台视等电视台。每到一处，总有记者把麦克风怼到赵丽蓉面前：“您觉得台湾观众跟大陆观众有什么不同？”她眨下眼睛，幽默反问：“都是俩眼一鼻子，不同啥？笑点差不多就行！”一句玩笑，记者也只能陪笑。

有意思的是，在台中电影资料馆座谈会上，一位年轻提问者突然抛出“电影是否有统一口径”这样偏锋问题。赵丽蓉没有正面硬顶，反问对方：“你们看《过年》没？那个老母亲爱操心，不也说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句话把严肃命题转成生活常识，现场轻松过关。

短短十几天，赵丽蓉几乎成了团里最忙的“外交官”。三月六日中午，她专门跑去士林夜市，买了十几盒凤梨酥，一一分给随行人员，乐呵呵地说：“好东西就得大家一起尝。”路过唱片摊，她还买了几卷台湾歌仔戏录音带，回宾馆边听边哼，像小孩捡了宝。

闲聊间，有同事问她为何总能一语化解记者尖锐提问。赵丽蓉晃晃手里那支老旧签字笔：“舞台上观众比记者多得多，怕啥？只要心里有底线，张嘴就是创作。”

要弄懂她的底气，得把时间往前拨。1928年3月，一个婴儿在唐山的理发店后屋落地，那便是赵丽蓉。她一岁半就被抱上评剧舞台；十二岁拜马金贵为师；1953年，中国评剧团排演《小二黑结婚》，她扮三仙姑，毛泽东看完影片用了四个字，“讲明理、通神韵”。几十年台上摸爬滚打，台下风风雨雨，看人看事早练成“火眼金睛”。

改革开放后，小品在央视春晚异军突起。1988年的《急诊》，1990年的《英雄母亲》，再到1994年的《打工奇遇》，赵丽蓉成了家喻户晓的“老太太专业户”。一口京唐混杂的方言，一招半式就能把观众笑倒，这才让台湾媒体对她既好奇又忌惮。

行程尾声，代表团访问台北师大附小。孩子们围住赵丽蓉，要她唱段《小放牛》。她清了清嗓子，唱到“回头望见那十里坡”，节奏慢却字字清亮，操场上掌声此起彼伏。临别时，她拍拍孩子的肩：“书要好好念，身体也要练好，将来舞台等着你们。”

3月12日，松山机场再度灯光闪烁，赵丽蓉挥着手上飞机。有人问她此行最大收获是什么，她朝舱门外大喊一句：“宝岛人情味，够浓！”同行们笑成一团。

时间掠到1999年，距台湾之行仅隔七年，赵丽蓉在春晚舞台演完《老将出马》，心绞痛却加剧。导演劝她住院，她摆手：“等演完吧，观众等着呢。”拍完收工，她才到医院做检查，肝癌晚期已经无法手术。次年7月17日，道别尘世，享年72岁。

赵丽蓉走后，两岸不少影迷自发写信到家属处，追忆那次“同志”妙语。有人说，她用一场笑声让不同立场瞬间靠近；也有人说，那是艺术家最质朴的坦诚——没有雕琢，却能直抵人心。多年过去，招待会上那阵掌声依旧被人提起，像一支小火苗，在复杂的年代里悄悄照亮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