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与辩护要点

有这样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当事人A在某公司任销售职务三年，前两年半是销售组长，仅最后两三个月晋升为销售经理。公司层级分明，实控人是最高负责人，下面有合伙人，再往下是销售经理，经理下辖组长，组长管理普通业务员。A的职责随职位变化：做组长时只对自己和下属业务员的业绩负责，升经理后要对两个小组的业绩承担责任。目前A被指控非法吸收公众资金4000多万元，司法审计认定其获利300万元，但他在笔录中称实际获利约150万元；案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500万元，涉及投资人不到500人，按数额标准基准刑约9年。不过因A绝大多数时间处于第三层级（组长），仅短时间在第二层级（经理），加上有自首情节，很可能被认定为从犯。此外，普通业务员因数额小、情节轻未被追究，实控人和合伙人在另一个案件处理，这种层级区分也为从犯辩护提供了空间。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辩护要点常围绕犯罪数额、主体责任、主观故意等展开。比如犯罪数额认定，司法审计报告是控方核心证据，但可从多维度质疑：审查鉴定机构资质与程序合法性，检查基础数据是否真实完整——像复投金额重复计算、挂账业绩、业务员自身及近亲属投资款等，都可申请扣除。以A为例，若审计报告包含其家人投资或滚动复投金额，这些部分不应计入犯罪数额。

主体责任划分也关键。不同层级被告人应按实际参与金额认定责任，而非仅看职位。A虽为销售经理，但大部分时间是组长，只管理自己小组，升经理时间短，应仅对实际参与的金额负责，这也是从犯认定的重要依据——若仅领固定提成、未参与核心决策（如融资方案制定、资金流向控制），就属于从犯，量刑会轻于主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核心区别在“非法占有目的”。若A能证明公司资金用于正常经营（如项目投资、业务拓展），而非个人挥霍、逃匿，就不会构成集资诈骗罪。像案例中若资金用于运营、因经营不善无法偿还，只能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非更严重的集资诈骗。

退赃退赔是务实的辩护手段。若A退缴实际获利（如150万元），既弥补投资人损失，也展示悔罪态度。根据规定，退赃退赔可减少基准刑30%以下，结合从犯、自首情节，刑期可能降至3-10年甚至更低。此外，已支付的利息、分红可折抵本金，若A给投资人付过利息，这部分要从损失中扣除，进一步降低量刑严重程度。

程序性辩护也不可忽视。比如审查司法审计报告制作过程，若未核对银行流水、后台数据等原始凭证，或计算方法错误，可申请重新审计；若聊天记录、资金流水等电子数据取证手续违规，也可排除其效力，影响犯罪数额认定。这个案例的辩护重点明确：从犯认定、犯罪数额质证、自首情节、退赃退赔，每一点都需结合事实与证据精细化论证，才能达到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