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三次被定为叛徒，88年获平反，临终前嘱妻子：代我向党表心迹

一九八八年二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份文件经过层层会签，被送到会议室的长桌上。签批人扫了一眼落款——“谢育才”。许多人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可在华南老同志心里，那是块始终压着的石头，今天终于要落地。

时间拨回到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广东湛江的一间窄小病房里，七十五岁的谢育才虚弱地握着妻子王勖的手，声音嘶哑却格外执拗：“你要替我把话带到北京——我从来没有背叛过党。”这句话，他已说了无数遍。三个“叛徒”帽子压在头上，他始终不肯低头认命。

说起谢育才的革命履历，还得追到一九二六年。那年夏天，南昌街头刚刚摆脱军阀混战的硝烟，年轻的他把鲜红的党证贴身藏好，跟随地下组织穿梭于赣江两岸。他懂电台，善做群众工作，三年间南下粤北、东进闽西，都留下了脚印。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白色恐怖骤起，他几度死里逃生，直到一九三八年被南方局调往桂林，又随即被派往华南腹地，参与创建“南方工作委员会”。

南委是特殊产物。当时重庆的南方局要遥控广东、江西、福建、海南等地地下党，电波传递慢，情报线屡被切断，索性在一九四〇年六月设立这块“就近领导”的牌子，由方方、张文彬、涂振农、郭潜等负责。可好景不长，蒋介石的第二次“清共”风暴扑面而来，江西首当其冲。

一九四一年年初，国民党中统在赣湘边界的界化陇设卡检查，逮住了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张绍祖夫妻俩。两人开口变节，把江西省委几乎完整暴露。不到一年，四十四个县委、两千多名党员被捕，电台也落入敌手。南委对这张大网毫不知情，因为此时江西书记郭潜发来的电文还在说“一切正常”。

五月，谢育才接到调令，顶替郭潜回南昌收拾残局。谁知刚一落脚，就被瓮中捉鳖。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先倒戈，又指认了正在吉安待产的王勖。母子双双落入囚笼。谢育才被囚于马家洲集中营，冯琦、庄祖方轮番劝降，软硬兼施。“给你官做，给你钱花”，他冷笑不语。刑房里，他双手被铁链钳得血肉模糊，却仍想方设法送出情报。

送信之路被封死，越狱成了惟一选择。谢育才把牙膏皮掰成针状，磨了三昼夜，配出一把能开脚镣的小钥匙。可试开牢门时钥匙折断，狱卒加重了守卫。山雨欲来，南委却还被假电报牵着鼻子走。他暗暗盘算：干脆“示弱”吧。于是留下带血的“悔过书”，骗过敌寇。

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敌人把“投诚”的谢氏夫妇转押泰和郊外一处旧祠堂，守卫松弛了。谢育才胃病发作，借看病之机踩着昏暗月色翻墙而出。临走前，两人把襁褓中的儿子谢继强轻轻放在竹席上，还写下几行字：“孩无罪，望善待。”那一刻，铁血战士也红了眼眶。

他们日夜兼程，靠借宿、行乞、爬山绕路，在五月初摸到桂林郊区的秘密交通站。南委总算得知江西全线失守，也得知敌人正操纵电台设伏。这封情报救下了不少同志。可新的怀疑紧随而来——“自首”记录在案，加之他能从虎口逃脱，难免被猜成“带着任务回来的内线”。

抗战胜利后，中央复查，仍认定谢育才“动摇”，只给了一个折中的结论：党员身份从一九四五年算起。谢育才咬牙接受，回到华南继续斗争，先后参与接管工作、担任公安系统干部。直到五十年代初，两位老上级陈泊、陈坤因“两陈事件”落马，他也被牵连，第二次戴上“叛徒”帽子，再度被开除。申诉、检讨、复核，一拖便是七年，直至一九五七年才以成绩斐然被重新吸收入党。

遗憾的是，风波并未终结。七十年代初，一场席卷全国的极端年代降临。旧案被翻，敌伪电报、狱中“自首书”又成证据，谢育才在一九七六年被第三次开除党籍。那一年，他白发覆额，靠微薄津贴与妻子相依。隔壁屋常听见他断断续续的咳嗽声，也听见他翻旧笔记，整理证据，准备再一次申申呜呜地敲开组织大门。

病情让人心焦。王勖为他熬米汤，他却固执地让妻子把自己多年的上诉材料一页页装订，说要留给以后“说话的人”。临终前，他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便是那句再三叮咛的“代我向党表明心迹”。第二句更轻：“孩子回来了就好。”说完便没了声息。

同年，广东省委决定撤销对他的全部处分，但公文送到湛江时，骨灰盒已封存。拨乱反正加速推进，越来越多老同志站出来作证。童小鹏回忆：“若不是谢育才及时示警，南委要被一网打尽。”一九八八年，中央最终批复：撤销一九五一年错误决定，确认谢育才自一九二六年入党起的全部党龄。

文件传至华南各地，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兵私下里说：“老谢，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王勖捧着那纸泛黄的介绍信，眼眶微红又笑得欣慰。多年冤屈化作薄薄几页公文，但历史自有它的记忆，旷日持久的辜负，也终被坚守撕开。

谢育才三次被打成叛徒，却三次用行动证明忠诚。有人问，这样的命运值不值？留在档案里的回答只有一句：有些路走到底，就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