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赵一荻在台湾软禁期间的一张留影，当时她43岁，身材苗条

1949年12月，基隆港的海风带着刺骨的咸味，押送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军舰缓缓靠岸。随着国民党大批要员撤退来台，这对经历西安事变风云的伴侣也被重新贴上了“绝对机密”标签。彼时赵一荻已是三十七岁的成熟女子，身边的皮箱里塞着她亲手缝制的棉衣和几本英文圣经，没人知道接下来在哪座山坳里度日。

刚到台湾，军统特务把他们安置在北投一处日式木屋，低矮的走廊终年弥漫硫磺气。外表看似闲适，门口却日夜两班岗。张学良曾半开玩笑地说：“这儿的温泉比奉天寒窑暖，可门槛比沈阳兵营高。”赵一荻只是淡淡一笑，拎起水桶去厨房打水，她明白形势比当年的南京卫戍司令部更僵硬——此刻的台湾，蒋介石急需把所有“麻烦人物”锁死。

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火连连，台北戒备更趋严密。赵一荻每日清晨替张学良量血压、熬燕麦粥；傍晚再为他翻阅英文杂志，顺带练习自己的英文口语。看守官偶尔揶揄：“少帅日子算舒服。”赵一荻抬头，语调平静却不失锋芒：“舒服与否，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一句话让对方悻悻转身。

1954年春，井上温泉旧居重新修缮，两人被转移到那里。木窗薄薄，冬夜北风一钻就像刀。生活物资全靠崎岖山路运送，一遇台风物资就断。当过少帅侍卫的老兵后来回忆，那时赵一荻会在屋后开荒：小白菜、地瓜、南瓜先后出土，鸡鸭成群，“赵小姐挥锄的时候，跟青年农妇没两样”。

1955年初夏，那个被反复刊登的黑白照片就在此时定格。镜头里，她敞着窗，在光线下涂指甲油，腰肢纤细，面带轻松。拍照的是随行医官，他偷偷按下快门，胶片被洗出后立刻上交情报室。相片却阴差阳错流出，才有了今日的影像见证。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台湾报纸收到照片样张，只敢用放大镜欣赏，谁也不敢公开刊印。

表面优雅之下，日子并不轻松。军方每月的经费定额到头来只够粗茶淡饭，冬衣还得她亲手纳棉。夜深时，张学良常望着窗外沉默。赵一荻递过热茶，轻声提醒：“天凉，小心旧伤。”两人寥寥数语，胜过长篇抒情。

1956年，高雄左营要塞成了新的囚居。这里的气候潮热，蚊虫滋生。看守交班严格到每两小时一次口令。张学良偶尔贫血晕眩，赵一荻便守在床前，记录脉搏。一次值勤军官看见纸上一行行英文注记，忍不住问：“夫人学医？”她答：“救人要紧，学着总有用。”对方愣住，悄悄给她递来一瓶鱼肝油。

1957年底，西子湾别墅敞亮的落地窗终于让两人呼吸到海风的悠闲。生活条件瞬间抬升：自来水、电扇、甚至偶尔能拿到报纸。赵一荻拿那张1955年的旧照做书签，夹在《圣经·路加福音》里。海浪拍岸声中，她随口哼起英文圣歌，用最平和的方式排遣无尽等待。

1959年，《西安事变忏悔录》忽然出现在台湾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外界猜测少帅转而“认错”，以谋求自由。事实上，此稿出自情报系统之手，蒋介石想借此测试各界反应。张学良得讯后只是淡淡一句：“子虚乌有。”赵一荻当场写下一封申明，却被军情局压下。短暂风波过后，两人被允许迁往台北近郊七星山脚下的新寓所。

这段时间，宋美龄多次派人送来教会刊物。1960年复活节前夕，两人在家中受洗，成为基督徒。洗礼仪式极简，来宾不到十位。牧师刚念到“愿主与你们同在”，张学良突然握住赵一荻的手，轻声说：“此生多亏你。”赵微微点头，那一瞬间，漫长岁月似乎得到了某种安慰。

1964年7月31日，张学良六十四岁，赵一荻五十二岁，蒋经国代表“总统府”批准二人正式成婚。婚礼没有红毯，没有嘉宾云集，只在台北士林官邸的一间客房里完成法律手续。当天晚饭是一锅红烧牛肉面，赵一荻仍旧身形苗条，举杯时手指落在餐具上的弧度优雅如昔。

之后二十余年，两人生活轨迹几乎被外界遗忘。看守换了一批又一批，赵一荻始终起早挑水、傍晚煲汤。偶有年轻卫兵好奇：“赵夫人，这么多年为啥不走？”她笑而不答，只把院子里的桂花蜜分给对方一小罐。

1990年春，美方斡旋、台北方面多方评估后，终于决定解除软禁。次年一月初，张、赵二人飞抵夏威夷，随后落脚檀香山郊外的老人社区。赵一荻收拾行李时，把那张1955年的留影重新装框，放在客厅壁炉上。照片里的翠绿窗棂、指尖的亮漆、微微上扬的嘴角，全都见证了她身处囹圄依然保持的从容。

张学良晚年回忆井上温泉，说那是“半生浮沉里最安静的八年”；旁人以为是苦闷，他却解释：“因为有人陪我熬过。”陪伴者正是照片中的赵一荻——43岁，苗条，背脊挺直，眼神坚定。至此，那段被历史尘封的温泉岁月，才随着一张老照片，悄悄泛起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