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左挎毛主席、右挽江青的人是谁？

相信很多读者都看过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除了站在“C位”的那位外，其余人物我们都很熟悉，从左往右依次是：周总理、江青、教员和林帅。

这不禁让人好奇，站在“C位”的那位人物到底是谁？他为何能左挎教员、右挽江青地站在中心位置呢？

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

姚登山，1918年出生于山西襄汾陶寺乡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父亲在和二叔、三叔分家时，只分到了一间破旧的土屋，以及100多块银元的外债。

原本一家人就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土里刨食儿，解决基础的温饱已十分不易，更别说还有巨额债务了，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然而，“麻绳专挑细处断”，姚登山十三四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家庭生活再也无法维持。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着他们到外祖父家。而也正是在这里，姚登山终于得以接受教育，顺利念上了高小。

姚登山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他学习刻苦勤奋，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在校期间，他接受到了很多进步思想，还积极参加学潮，虽然最终被开除出校，但这也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7年抗战爆发后，姚登山和几个同学一起赶赴太原，进入阎锡山部新编步兵第九团学兵连当兵，准备为抗战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支部队腐败涣散、军阀作风严重，并非久留之地。同年11月，太原失守后，阎锡山率部南撤，到达晋南临汾时，姚登山便趁机脱离了阎部，返回家中务农。

1938年春，正值弱冠的姚登山参加了新军决死三纵队，并于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革命生涯由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自从太原失守后，阎锡山便开始动摇，准备妥协投降，尤其在汪精卫主动投敌后，他更是多次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试探和平。但阎锡山也很清楚，欲达成此目的，就必须解除新军这一障碍。于是，1939年12月，阎锡山指挥部队向新军发动了进攻，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决死队历经苦战后突围，向太岳根据地转移，姚登山也随部撤退到了汾东地区。随后，姚登山再次被派到家乡襄汾，收集失散人员与枪支，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

那时的襄汾地区，日、伪、顽、匪、霸等多股势力盘踞，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同时也为姚登山在此发展地方武装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尽管环境十分恶劣，姚登山也没有放弃斗争，他东奔西走，很快便拉起了一支部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政权，镇奸除霸。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欲将其除之而后快。

1940年的一天，日本宪兵队突然闯进了姚登山的家里，抓走了他全家6口，企图以此逼迫他投降。姚登山得知后，当即复信痛斥敌人的卑鄙行径，并表示要坚决斗争到底。

之后，姚登山继续率领游击队打击日伪军、土匪、恶霸，其部队所到之处，敌人无不闻风丧胆，为此，敌人还给他起了个称号——“姚神仙”。

1947年9月，姚登山创建了襄陵独立团（即雷锋同志生前所在团之前身），他被任命为襄陵县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

后来，该团相继被改编为太岳第二军分区第45团、解放军第62军第185师第554团，姚登山任该团团长兼政委。之后，姚登山率部先后参加了解放临汾、晋中、太原、兰州、成都等战役，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功勋。

建国初期，一批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兵东征西讨的将军，纷纷脱下军装走上了外交舞台，他们以军人的果敢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们这些人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将军外交家”，而姚登山也有幸成为了他们之中的一员。

在成都战役结束后，姚登山就被调到了中央军委武官训练班学习涉外事务和外交礼仪，毕业后正式转入外交战线。

从1950年8月开始，姚登山先后出使锡兰、丹麦、芬兰等国，担任一等秘书、参赞等职。1966年3月，姚登山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参赞。

如果说姚登山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人物了，那么此次出使印度尼西亚，将使其成为名震全国的——“大明星”。

1965年10月，印尼军人集团发动了政变，总统苏加诺被迫下台。随后，印尼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空前绝后的反华排华浪潮。在印尼军人集团的推波助澜下，两国关系开始逐渐恶化。

而后，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奉召回国，姚登山奉命担任临时代办，主持使馆工作。

在此期间，姚登山对印尼新政权实施的各种反华排华的罪恶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反对。但对此，印尼新政权却始终置若罔闻，甚至还派遣大批军警包围和封锁了中国大使馆，对我外交人员进行各种威胁。

但无论是姚登山，还是时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抑或是我其他外交人员，从始至终都没有丝毫的妥协退让。期间，为了防止暴徒们毁坏国旗，姚登山带领使馆人员手挽手在国旗下组成人墙，人在旗在，坚决保卫祖国的尊严。

后来，姚老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十分感慨地说：“当时根本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只想到国家的尊严。”

之后，印尼新政权宣布：姚登山、徐仁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他们在4月29日前离境，导致两国断交20多年。

1967年4月30日，姚登山和徐仁回到了祖国。在北京首都机场，他们受到了中央负责同志、首都各界革命群众、印尼归国华侨代表等七千人的热烈欢迎。

在这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教员、林帅等接见了姚登山和徐仁。教员还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陪同的还有周总理、康生、江青等，而文章开头的那张照片，就是在这个时候拍摄的。

这张照片发表后，姚登山便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很多“造反派”都争先恐后的拉他去作报告。那时的姚登山，可谓风光无限，但他也因此陷入了当时的政治旋涡中。

在回国后的三四个月中，姚登山四处奔走，参加大会、作报告、发表讲话，忙得不亦乐乎，但自从在外交部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后，姚登山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他先是在外交部被隔离审查，之后又被下放到外交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几个月后又被隔离审查，还被定为了所谓的“5.16”分子。但其实，姚登山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

1971年6月后，姚登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开始了长达9年的铁窗生活。

1980年8月，姚登山被释放出狱。不久后，他就被批准恢复了党籍，1985年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享受正局级待遇。

1998年，这位名噪一时的“红色外交战士”正式走完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终年80岁。是非对错，只留与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