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台湾老兵给大陆的原配妻子写信，原配：你的下属照顾我们30年

79年台湾老兵给大陆的原配妻子写信，原配：你的下属照顾我们30年

原标题：79年台湾老兵给大陆的原配妻子写信，原配：你的下属照顾我们30年

1979年2月5日，香港中环德辅道的一家小邮局里，一封写着繁体字的蓝色气泡信封被盖上戳记，从此踏上北上的航程。寄信人叫易祥，时年55岁，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区杭州南路；收信人则写着“湖南邵阳县双清乡陈淑珍女士亲启”。对外人来说，它不过是普通家书，可在易祥心里，这是他与大陆家人的第一次正式联系，也是三十年沉默后一次战战兢兢的告白。

易祥出身书香，却转折不断。1939年，他离开南京大学改入黄埔军校，随即被派往正面战场。从衡阳到常德，他在泥泞壕沟里摸爬滚打，摸索出一套严谨而近乎迂腐的行军习惯：每日点名、每周补鞋。也就是在衡阳外围，他遇见了被临时征来的庹长发。庹当时才十四五岁，背着空粮袋，脚上穿一双不合脚的草鞋。连队需要勤务兵，易祥看他沉默、却肯弯腰，便留了下来。

战争年份，长官与勤务兵的距离往往隔着枪口与军令，可易祥与庹长发之间，却多了条名为“救命”的纽带：1944年夏夜，日军偷袭，易祥被破片擦伤右腿，庹长发拖着他退到河滩，硬是扛了三十里山路才交给卫生队。后来两人说起那一晚，只用一句话概括：“命，是你给的。”

1949年初夏，战火已无可挽回地向海南方向移动。军中传来命令，少校以下不能带眷属赴台。易祥把妻子陈淑珍和两个孩子悄悄托付给庹长发，“我若无归，你便代我尽责。”庹长发只是低头，“是，长官。”在重庆机场的灯火里，这一句“是”成了三十年坚守的开始。

回到湖南后，庹长发的日子远比战场上更难。陈家因“国民党军官家属”身份被排斥，耕地被划拨，口粮紧张到只剩糠菜。庹长发那张“贫农成分证明”像块挡箭牌，他白天下地干重活，夜里守在陈家灶屋，一口锅里先盛给孩子，再盛给陈淑珍，最后才轮到自己。有时连野菜都捞不着，他便在山里刮树皮熬粥，嘴角磨得血迹斑斑，也只说“味道还行”。

有意思的是，这份照料从未越过半步分寸。庹长发始终称呼陈淑珍“太太”，孩子们喊他“庹叔父”，乡邻看在眼里，都说他是苦行僧。有人劝他成家，他摇头：“我有承诺，不能分心。”在饥荒最难熬的1960年初春，他把仅有的两升稻谷换成地瓜种，硬生生在荒地里刨出一片口粮田；同年严寒，陈家老屋漏雨，他忙到深夜修缮，膝盖被冻伤，落下顽疾，后来再也无法直背站立。

而此刻的易祥在台湾同样过得并不舒坦。跑过补给线、教过军校，也当过联络官，却一直停在校级军衔。动荡年代里，他需要一个“正常家庭”证明自己已与旧日割裂，于是与本省女生黄美惠结婚，陆续生下四个孩子。家中墙角总摆着一只铁皮手提箱，谁都好奇里面装着什么，却被他锁得严严实实。黄美惠问过原因，易祥只说是“举家在大陆的旧照”，再不多谈。

1978年底，两岸即将开放往来消息传出。易祥心乱如麻，翻出珍藏已久的相册，一页一页看过去，眼眶微红。第二天，他坐船去了香港，在曾经共事的老上尉家里住了三晚，写下那封长信。他说：“芳龄已逝，唯盼两岸早日相见，盼与汝共话旧事。”信中夹着一张台湾老照片：他抱着次子，身旁站着黄美惠。照片背后用铅笔写了句：“无怪旁人，皆我愚拙。”

信漂洋过海，抵达邵阳已是三月。陈淑珍捧着薄薄几页信纸，眼泪啪嗒往下掉，却没说一句重话，只把信交给庹长发。老人抖着手念完，沉默良久，说：“太太，这回有回音就好。”屋外桃花初绽，春风里有隐约泥腥味，那天他们照例在地里干到昏黑。邻居后来回忆，陈淑珍在田垄间抬头时，终于松了口气：“总算知道他还活着。”

易祥此后每两个月寄一次汇款，数目不大，却也让陈家渐渐摆脱窘境。可这一做法很快引发新的漩涡——铁皮箱的秘密终究被台湾家人发现。妻子难以接受他在大陆还有“另一个家”，冲突之下，家里弥漫冷战气息。儿子拍案而起：“爸，你到底把我们放在哪？”易祥沉默半晌，只回了一句：“你们的父亲不止属于你们，也欠着旧日的人和情。”一句话，把几十年的尘封一并揭开，却难以弥合裂缝。

1987年春节前夕，台湾宣布开放探亲。几乎在同一时间，易祥被诊断为严重心衰，医生提醒他最好卧床静养。病榻之上，他让长子握笔，当着在台家人的面口述遗书：一份给黄美惠，忏悔与谢意；一份给湖南家人，唯有歉疚。字字磕绊，泪痕斑斑。短短十行，他却提到了庹长发六次：“若无庹弟，家不存；若无庹弟，我已万劫不复。”

同年秋，庹长发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临终前，他拉着陈淑珍的大儿子的手，艰难吐字：“等你父亲消息，有生之年，要见见他。”然而，还没等到春暖花开，易祥也永远合上了眼。他的骨灰盒被暂厝台北近郊，孩子们却无意再提湖南亲人。

时间是一剂慢性化剂。进入世纪初，台湾的易家兄妹陆续接触大陆商人，才真切感受到血缘并不会断裂。2012年清明，易祥的小女儿登上飞机，辗转抵达邵阳。七十岁的陈家兄弟站在祠堂门口，手足无措，却听见她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轻声说：“哥哥，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这句话，只占了不足十个字，却抹平了三十多年的隔阂。旁人看见，几位白发人抱作一团，泪滴在祠堂青砖上，宛如当年雨夜血迹。

随后几年，两岸后代往来频繁。2016年秋分，陈家兄弟携带家谱飞赴台北，在父亲骨灰盒前点燃湘西柏香，用乡音逐字朗读祭文。兄长读到“庹叔父”名讳时，声音几欲哽咽。台北亲戚第一次听见这段往事，原来在战争、隔绝与误解之外，还有一位不言不语、却 用一生兑现承诺的勤务兵。那天台北天空忽然飘起细雨，柏香的烟雾在雨丝里缭绕，仿佛也把湖南的湿润带到海峡另一端。

回头看，这封1979年的信是一个开口，更是一道分岔路。它带来了家国离散的疼痛，也让两代人最终理解：在动荡岁月中，所谓“家属”从来不止血缘，更是一份自愿承担的责任。易祥晚年提笔写给庹长发的评语，至今仍压在陈家祖屋的木匣底：“此人质直，能守本分，真吾弟也。”短短十二字，却足以说明什么叫“照顾三十年”，也告诉后辈，诺言永远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岁月磨出来的沉甸甸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