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那场青春悼念

今天路过文具店，指尖碰到一盒白色粉笔的瞬间，突然就被一股熟悉的寒意拽回了五十年前。不是空调吹出来的凉，是1976年内江冬天特有的、带着沱江湿气的寒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却偏偏冻不住心里翻涌的热乎劲儿。那年我还是内江九小的学生，半大不小的年纪，对“死亡”没太多概念，却因为周总理的离去，第一次尝到了心口发闷、鼻子发酸的滋味。五十年过去，当年的教学楼早就因为麻柳坝大桥的修建拆得干干净净，可那些藏在粉笔灰里的细节、寒风里的哭声、还有老师们红着的眼眶，反倒像被时光磨亮的珠子，越擦越清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法理解，为什么一群孩子会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离去如此悲痛，可在那个年代，周总理就是我们眼里“为老百姓操心到底”的代名词，他的离去，像是家里少了一位最亲的长辈。

最让我难忘的不是追悼会本身，是会前那顿没吃踏实的午饭，还有和陶进超在寒风里“抢时间”办黑板报的经历。那天第二节课的电铃刚响，王家琼老师就顶着风在篮球架下朝我使劲挥手，围巾被吹得像面小旗子。平时她总爱笑着摸我们的头，那天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睫毛上都挂着白霜，开口说话时声音都在抖：“快去找陶进超，跟他一起找刘校长问清楚，追悼会的黑板报还按原计划办，两点半前必须搞定，这是咱们全校师生的心意，不能出半点差错。”说完她就急匆匆往校外走，说是要去市文教局开会，脚步快得像在跟风赛跑。

我拽着陶进超往校长办公室跑，一路上冷风往领口里灌，我俩缩着脖子，边跑边搓手。办公室里空无一人，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们翻起了报夹里的《四川日报》，刚看到副刊的诗歌，就听见“咚”的一声巨响，管总务的高国民老师怒气冲冲地推开门闯了进来，衣角还沾着几片枯叶。他往刘校长的座位上看了一眼，重重地坐在椅子上，整个办公室的空气都像冻住了似的。我俩吓得赶紧低下头，假装认真看报纸，其实眼睛都在偷偷瞟他，心里直犯嘀咕：这是谁把高老师惹成这样了？

上课铃响了我差点站起来，被陶进超一把拉住。他用眼神示意我“任务还没完成”，我才反应过来，乖乖坐了回去。没过几分钟，刘校长端着个冒热气的搪瓷杯走了进来，一看到高老师的样子就笑了：“这是怎么了？谁惹我们高老师生气了？”高老师憋了半天，猛地站起来，喉结动了好几下，眼眶红得吓人：“刚才去发备课本，听见有老师说，给周总理开追悼会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协调。”他越说越激动，声音都在颤，“周总理一辈子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我们悼念他天经地义，凭什么不能办？”

刘校长赶紧把门关上，轻声安抚他：“别生气，她们就是思想上有点迷糊，我已经跟她们谈过了，会来参加悼念的。”等高老师走了，我们赶紧凑上去问黑板报的事。刘校长眼神特别坚定，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叠稿子递给我们：“办，必须办得漂漂亮亮的。这八天里，老师们备课间隙写悼文，眼泪都把稿纸打湿了；同学们放学后趴在桌上誊抄诗句，墨汁瓶都冻住了，一共收了一百多篇，最后选了六篇最情真意切的。”她顿了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你们俩写的诗也很好，老师们都夸了，就是版面有限，之前总登你们的文章，这次就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学了。”

我俩赶紧点头说没事，心里却有点小感动，原来老师还记得我们写的诗。刘校长看了看手表，催我们：“快回家吃饭，十二点半前必须返校，时间紧，任务重，一定要保质保量。”她拍我们肩膀的时候，掌心的温度透过棉袄传过来，暖乎乎的，一下子就不觉得冷了。

回家扒了几口饭，陶进超就在院子里喊我。路上我们商量黑板报的标题，我随口说：“要不就叫‘把思念藏进笔墨里，跟着总理的脚步往前走’？”他一听就拍了大腿：“这个好！比干巴巴的口号有味道多了。”赶到学校大门对面的黑板前，离十二点半还差三分钟，黑板边缘都结了细小的冰凌，泛着冷光。陶进超拿出铅笔和直尺，蹲在地上丈量比划，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也不管。我翻开稿子，刚读到苏政勋老师的《十六字令·花》，忍不住念出了声：“花，赤诚儿女为你扎……”

“别光顾着念，快来帮我看看格子画得匀不匀。”陶进超头也不回地喊我。我搓了搓冻得发木的手指，哈了口热气，仔细看了看他画的格子：“左边再留宽一点，不然杨老师的文章写不开。”我们分工明确，他写老师的文章，我写同学的，商量着把杨清芳老师的文章放在最左边，苏老师的放在中间，小学部同学的儿歌跟在旁边，这样左右对称，看着舒服。粉笔在黑板上沙沙作响，寒风里，我们的手冻得通红，写一会儿就要放在嘴边哈口气，可谁也没喊累。

周围渐渐聚了不少早到的同学，有的不停跺脚取暖，有的凑在黑板前小声读已经写好的内容，眼睛都红红的。几个住校老师裹紧了褪色的棉袄，站在旁边静静看着，眼神里满是赞许。陶进超写标题的时候，特意往后退了几步，深吸一口气，悬起手腕一笔一划地写。那十四个大字刚落笔，周围就传来小声的赞叹，粉笔灰被风吹起来，在阳光里划出细细的银线，像把我们的思念都飘到了天上。我忍不住跟他开玩笑：“你这手字可以啊，比字帖上的还好看，有股子刚劲劲儿。”他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别打趣我了，赶紧写你的，不然要来不及了。”

我们边写边聊天，他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说刚把《红岩》看完，还从同学那儿借了《小城春秋》和《苦菜花》。“周总理不是让我们好好读书吗？咱们多学点东西，以后才能为国家做事。”我这么一说，陶进超使劲点头：“看完借我看看，咱们一起加油。”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们虽然不懂什么大道理，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周总理的教导记在了心里，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当成了努力的目标。

最后一个标点落下的时候，我俩都松了一口气，手冻得几乎没了知觉，却觉得心里特别踏实。许可老师走过来，揽着我们的肩膀，语气里满是赞许：“你们这板书，堪称咱们学校建校以来最好的一次！尤其是苏老师这三首十六字令，以‘花’寄情，把对总理的思念和要奋斗的决心都写进去了，太戳心了。”他的话音刚落，初三二班的罗晓明同学就带着哭腔念了起来：“花，赤诚儿女为你扎。心悲恸，无尽思念他。”

那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瞬间激起了千层浪。大家不约而同地围了过来，眼眶都红红的，跟着一起诵读：“花，岁岁年年映早霞。人长逝，泪洒万千家。花，耿耿忠心报国家。身先去，浩气耀中华。”寒风裹着枯叶在脚边打转，呜咽着像在哭，我们的声音虽然稚嫩，却异常坚定，在空旷的校园里回荡，把墙角觅食的麻雀都惊飞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怀念”，不是简单的哭泣，而是把对一个人的敬意，变成自己前进的力量。

下午两点半，同学们端着橙黄色的长凳从教室里走出来，每个人胸前都别着一朵自制的白色纸花，在蓝色的衣襟上格外显眼。七百多朵纸花聚在一起，像一片素白的海洋，风一吹，纸花轻轻颤动，像是在为周总理默哀。操场里静得可怕，连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只有远处树梢的风声，在为这场肃穆的仪式伴奏。

三点整，徐永福老师走上主席台，声音沉重地宣布追悼会开始。《哀乐》响起的瞬间，全场师生都站了起来，低头默哀。风把哀乐吹得断断续续，却吹不散心里的悲痛，我看见身边的女同学偷偷抹眼泪，男老师也红了眼眶，有的同学忍不住抽泣起来，声音被风吹得轻轻的。默哀结束后，刘校长走上台，她轻轻抚平发言稿的边角，开口时嗓音有点发颤，却字字清晰。她给我们讲周总理年少时“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讲他领导南昌起义、历经长征的艰险，讲他建国后夙兴夜寐为国家操劳的事迹。

讲到周总理重病时还在为国家大事操心，刘校长的声音哽咽了，她别过头擦了擦眼泪，台下的啜泣声越来越大。有个女老师忍不住捂住嘴，肩膀不停耸动；男同学们红着眼眶，仰着头不让眼泪掉下来；我攥紧了拳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刘校长平复了情绪，目光扫过全场：“总理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指路明灯。作为老师，我们要把总理的嘱托教给每一个孩子；作为学生，你们要好好学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出一份力。”

那天的追悼会结束后，我和陶进超又去看了一遍黑板报，粉笔字被风吹得有点模糊，却依然能看清那些凝聚着思念的诗句。后来，我和陶进超都考上了理想的中学，再后来又各自参加了工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想起1976年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想起黑板上的诗句，想起刘校长坚定的眼神。那些记忆像一粒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让我们不管走多远，都记得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现在麻柳坝大桥已经通车了，双向六车道，还有漂亮的景观亮化，晚上亮灯的时候，和甜城湖的夜景交相辉映，特别好看。每次路过大桥，我都会往原来内江九小的方向望一眼，虽然那里已经没有了教学楼和操场，却永远藏着我青春里最珍贵的记忆。五十年过去，时代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可周总理的精神从来没有过时，他依然是我们心里最敬爱的总理，依然在指引着我们往前走。那些藏在粉笔灰里的思念，那些寒风中的誓言，早就刻进了我们这代人的骨子里，成为了永远不会褪色的精神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