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消费金融｜六大关键词，解码助贷新规下的生存与增长

2025年，中国消费金融行业站在了粗放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型路口。10月1日，《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办法》正式落地，年化24%的综合融资成本红线与助贷“白名单”制度双管齐下，既划定了行业发展的刚性边界，也催生了转型突围的新路径。

助贷新规施行后，利率红线锚定盈利逻辑底线、助贷“白名单”重构业内合作生态、亿级增资潮夯实资本根基、高管“大换血”适配战略转型、不良资产“未诉即卖”创新风险化解模式、“自营+科技”则成为行业核心竞争力，这些关键变化共同勾勒出2025年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新貌。

南都湾财社“2025广东金融年度关键词”专题报道第六篇，将聚焦助贷“白名单”“24%”利率红线等六大核心词条，带你回溯2025年消费金融业的变革与坚守，解读行业在合规约束下的转型密码与发展新机遇。

助贷“白名单”

回望2025年，助贷新规毫无疑问成为全助贷行业的标志性事件，更成为消费金融行业助贷合作生态重构的核心导火索。这一标志性事件的落地始于2025年10月1日，当天《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即“助贷新规”）正式实施，以刚性监管要求重塑了行业合作逻辑。

助贷新规实施前后，银行对助贷机构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从此前的“广撒网”式扩张合作，转向“严筛选”式精准对接。

核心变化在于，新规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且不得与名单外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这一刚性约束促使银行在新规正式落地前便纷纷启动合作白名单的梳理与公布工作。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披露，截至2025年10月31日，短短一个月内已有119家金融机构完成助贷“白名单”披露，覆盖11家股份制银行、39家城商行、15家民营银行、11家外资银行、1家直销银行、5家农商行、7家信托公司以及30家消费金融公司，白名单制度在行业内快速落地生根。

从名单筛选结果来看，大型互联网平台、头部持牌金融机构等成为银行的合作首选，互联网巨头关联机构、头部持牌消金机构等频繁出现在多家金融机构的白名单中。这背后与助贷新规的要求高度契合，新规明确载明，商业银行应当加强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的准入管理，需审慎制定准入标准、有效实施尽职调查、从严开展审批，同时要求总行直接与合作机构签订要素完整、分工清晰、权责对等的合作协议，从制度层面压实银行的主体责任。

在业内专家看来，头部民营银行、持牌消金的资质是经过市场验证的，合规底线清晰，风控体系也相对成熟，能直接降低银行后期因合作方不合规被追责的风险；而头部流量平台的用户基数和场景稳定性，又能在严控规模增速的监管要求下，帮银行维持基本的业务盘，避免业务断崖式收缩。

整体来看，白名单制度不仅推动助贷合作从松散无序走向规范透明，更加速了行业洗牌，倒逼助贷生态从“规模扩张导向”向“合规价值导向”转型。

“24%”利率红线

助贷新规的影响并非仅停留在合作模式层面，更从根源上改写了行业的盈利逻辑，其中最核心的变化便是综合融资成本的隐性约束。

不同于直接明确利率数值，助贷新规在第六条明确要求，需将增信服务费等所有隐性费用纳入综合融资成本核算，且需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定。而该意见早已确立“金融借款合同中利息、复利、罚息等各类费用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可予调减”的司法保护原则，这也让24%成为行业普遍遵循的综合融资成本“隐性红线”。

从4月新规发布到10月正式实行的半年过渡期内，这一隐性约束的冲击已逐渐显现，尤其对依赖高息业务的腰尾部平台形成致命打击。在此之前，部分平台通过“双融担”叠加“会员费”的灰色操作规避利率限制，比如将一笔贷款拆分为“24%基础利率+12%担保费+9%服务费”的组合，使实际年化成本飙升至36%。

有业内人士指出，此前，消费金融机构的成本构成相对固定，资金成本约3%-5%，流量成本4%-5%，风险成本7%-9%，运营成本4%-6%。高息空间的存在，使得部分机构能够通过粗放式经营覆盖各类成本。新规实施后，原本就狭窄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那些依赖外部助贷渠道、风控能力薄弱、运营效率低下的机构瞬间陷入生存困境。

而新规落地后，这类“息费拆分”游戏彻底终结，增信服务费不仅需明确列明在合同中，还需与利息等合并计入综合融资成本，不得突破24%的司法保护上限。

不良资产“未诉即卖”

2025年，消费金融行业不良资产处置节奏显著加快，这一趋势从上半年便已凸显，最鲜明的特征便是大量消金公司密集以挂牌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包，且“未诉即卖”（又称“未诉即转”）成为主流处置新范式。

依据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简称“银登中心”）公开挂牌信息统计，截至6月28日，已有15家消费金融公司通过该平台挂牌不良贷款项目110期，涉及资产包规模（包含未偿本金与利息）约304.8亿元，较往年同期大幅增长超200%。进入下半年后，处置热潮延续，又有多家持牌消金公司年内首次亮相出售不良，全年不良资产转让市场持续升温。

规模攀升的背后，是处置模式的深刻变革。今年以来，消费金融行业不良资产出清节奏显著提速，越来越多机构主动跳出传统流程框架，选择在不良资产完成核销后直接挂牌转让，跳过司法诉讼与执行环节，以“短平快”的方式加速风险出清。

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表示，对消费金融公司而言，快速消化不良资产有诸多益处：一是响应监管鼓励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的政策导向，通过合规操作提升监管评级表现；二是能够优化财务报表，降低不良率，释放拨备资金，进而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三是可以减少催收、诉讼等运营成本，避免资产持续贬值。

此外，在交易平台亦出现新变化，规则同步升级。自10月27日起，银登中心挂牌的个贷不良批量转让公告中，起拍价与加价幅度不再对外公示，仅备案机构登录系统可见。这一规则变动迅速引发行业广泛讨论。

业内人士指出，此举旨在打破“价格锚定效应”，迫使受让方回归资产底层数据研判价值。此前起始价作为公开信息展示，或使市场过度解读造成负面影响，给交易带来不确定性，这点对买卖双方都没有益处。在多名业内人士看来，公告隐去起始价或对市场生态的健康发展有积极效果。

高管“大换血”

2025年消费金融行业的深度变革，也同步引发了全行业范围内的高管密集变动。

南都湾财社记者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发现，全年至少有25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出现高管变动，覆盖董事长、总裁、副总经理、董事等核心岗位，涉及变动人次超30人，总体来看，进行人事调整的持牌机构数在行业占比过半，且无论是变动机构数量还是岗位覆盖广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

从具体机构来看，招联、马上、蚂蚁等多家头部及主流消金公司均在列，其中部分机构更是出现董事长与总裁同步调整、多名董事集中换任的情况。

这一轮高管“大换血”并非偶然，而是行业发展阶段与监管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业内专家分析，核心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股东调整引发的管理团队重构，例如京东入主相关消金机构后，同步搭建了全新的核心管理团队，确保战略方向与股东发展理念对齐；二是行业转型对专业化人才的迫切需求，随着合规要求升级、数字化转型深化，具备银行零售金融、信贷风控及金融科技背景的高管成为核心需求；三是正常的人事轮替与个人职业规划变动，部分高管因到龄退休、岗位调整等原因完成新旧交替。

从新任高管的背景特征来看，“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成为主流。如平安消金2月获金监总局上海监管局核准任职资格的董事毛进亮，是平安集团“金融科技百人计划”成员；张林作为成都银行科技部前副总经理，4月获金监总局四川监管局核准锦程消费金融总裁任职资格，被业内解读为区域消金公司“科技突围”的信号。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指出，高管团队的专业化、年轻化，有助于提升机构风险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更好适配数字金融发展新趋势。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醒，过于频繁的高管变动可能影响战略连贯性，考验机构的团队磨合与执行落地能力。

亿级增资潮

与高管“大换血”同步上演的，是2025年消费金融行业愈演愈烈的亿级增资潮，监管政策的刚性约束与行业竞争的白热化，共同推动全年增资动作密集落地。

据国家企业信息系统及上市公司公告等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以来已有多家消金机构启动增资动作。如，河北幸福消费金融于10月21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从6.37亿元增至10亿元，刚好达到监管最低标准；12月15日晚间，长沙银行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增资不超过15.5亿元，助力其扩大业务规模。此外，中信消金、唯品消金等机构也已在年内完成增资动作。

这一轮增资潮的兴起并非偶然，核心驱动力源于监管与市场的双重压力。从监管端来看，2024年4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正式施行，从注册资本门槛、股东资质等核心维度提高了行业准入与经营标准。其中明确规定，消费金融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额度由此前的“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可自由兑换货币”提升至“1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可自由兑换货币”，同时主要出资人持股比例要求从不低于30%上调至不低于50%。

从市场端来看，在利率压降、利润空间收窄的背景下，充足的资本金不仅是机构扩大放贷规模、拓展业务边界的基础，更是参与ABS发行、跨区域展业乃至未来并购整合的前提。

在业内人士看来，监管合规仅是消金公司增资的“基础动因”，更深层逻辑在于机构对行业发展前景的坚定看好。“这体现了各家机构对消费金融行业持牌化、规范化趋势的认同，也是其统筹推进转型迭代、强化合规管理、提升融资能力、实现健康可持续经营的战略选择。”

不过，行业合规进程仍有提升空间。目前，仍有4家持牌消金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足10亿元，未达到《办法》要求，分别为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蒙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金美信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及盛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这部分机构的资本补充动作，或将成为后续行业关注的焦点。

“自营+科技”

助贷新规的实施标志着行业进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但如何在合规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仍是各方面临的长期挑战。尽管行业面临着监管收紧的压力，但消费金融的普惠使命从未改变。

然而，消费金融公司的设立初衷是提供差异化服务，面向比银行客群更为下沉的用户群体。这种市场定位本应允许其通过相对较高的利率覆盖高风险成本。但现状是，服务风险相对较高的客群却要承受更严格的利率限制。这种偏差导致消费金融公司陷入两难：若过度下沉客群，将面临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的问题；若不下沉客群，则难以与传统银行竞争，失去差异化价值。

破解这一困局，成为全行业转型的核心命题。业内普遍共识是，单纯依赖息差的盈利模式已难以为继，机构必须转向“自营+科技”的综合能力建设，通过自主可控的客群运营与场景构建，结合技术赋能降低成本、提升风控效率，才能实现商业可持续与普惠使命的平衡。从行业实践来看，不少头部机构一方面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风控模型、提升运转效率，另一方面深耕本土场景，构建本地化服务生态，以此精准触达下沉客群并控制风险。

在王蓬博看来，2025年是助贷行业从野蛮生长转向合规生存的分水岭，是标志性的一年。助贷新规的出台，核心在于压实银行主体责任、切断隐性兜底、规范数据使用和合作边界，直接打断了过去依赖联合贷杠杆扩张、风险外挂的旧逻辑。助贷行业整体规模收缩这种情况不是偶然，实际上是监管主动挤泡沫的结果。

“助贷新规倒逼平台回归技术本位，也让银行重新审视自身风控能力。助贷新规不是打压，而是重塑，为真正有技术、有合规能力的参与者腾出了空间。”王蓬博补充道。

在应对上，王蓬博认为，机构一方面要强化自营渠道，降低对外部平台依赖；另一方面也要加快自主风控能力建设，比如引入大模型做早期预警、构建动态定价体系。

统筹：任先博

执行统筹：刘兰兰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