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的一个清晨,北京西郊落了第一场雪。刚从人民大会堂走出的邓小平在台阶上驻足片刻,他告诉身边工作人员,来年要到南方跑一趟,“亲眼看看”。雪片簌簌,他把棉帽压得更低,语气却透出难掩的急切。
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刚刚尘埃落定,几大要点写得明明白白,可文件离基层仍隔着千山万水。邓小平清楚:纸面上的“活力”要靠实地跑出来。翌年1月31日,他与王震、薄一波等人登上南下专列,从北京一路向南,首站选在南京。
行前,他主动打电话给时任省委书记韩培信:“南京停一晚,老许身体怎么样?我要见见他。”电话那头顿了两秒,韩培信直说:“老许精神还行,就是腿脚慢了点。”邓小平笑一声,“慢不要紧,让他别来车站吹冷风,我们上门。”
2月1日上午,专列刚进南京站,站台礼兵列队,礼炮声响。邓小平并没多停留,直接钻进一辆灰色面包车,车头朝中山陵方向开去。中山陵5号小楼,许世友早等在门口,身披呢大衣,胸口别着那条熟悉的黄围巾,见车停稳,一个箭步迎上前。
“欢迎,欢迎!”许世友的嗓门还是那么亮。两人握手时间不算长,却把旁人都晾在一边。室温不高,炭火噼啪作响,邓小平脱下风衣坐定,第一句话就切入主题:“回忆录写到哪儿了?”
许世友端起热茶,轻轻呷一口,放下杯子才开口:“想来想去,厚厚一摞纸不如十四个字——‘戎马倥偬数十年,战斗一生谈笑间’。”语速不快,字字掷地。邓小平闻言挑眉,片刻后点头:“概括得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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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将军又补了一句:“没党中央,我哪能有今天;没老百姓,我们哪能打下江山。”说罢抬眼望壁钟,“十一点多了,吃饭?”邓小平笑着摆手,“先把酒拿出来。”随行秘书打开箱子,取出两瓶七十年代封口的茅台。
“喝点茅台?”邓小平举杯。许世友爽朗回应:“这个我行。”一杯下肚,脸颊微红,两位老人谈及往事,房间里只听见偶尔的笑声和酒盏碰撞声。
午后阳光正好,许世友提议在院里留张合影。相机快门咔嚓,他们肩并肩站着,白墙、常青松、两张泛红的面庞,一张胶片把情谊定格。
第二天一早,车队驶向南京长江大桥。路上韩培信把省委连夜讨论的材料递给邓小平:江苏工农业总量超过台湾,但人均尚差一截。邓小平看完说一句:“实事求是。”短短四字让车厢里紧张的气息顿时松了下来。
站在桥面,冬风猎猎。管理处处长递上大衣,被拒。邓小平扶栏眺望对岸,车流滚滚,他突然问身边人:“1975年大桥通车时,一天能过几列车?”对方答:“那会儿十几对,如今九十六对。”他只说了两个字:“不错。”
随后谈到交通瓶颈。韩培信抓住时机,提出把部分军用机场改为民用。邓小平沉吟片刻,当即让秘书联系杨尚昆,“尽快办”。几年后,如皋、盐城机场陆续对外开放,为苏北招商添了砝码。
2月3日上午,中山陵游人如织。邓小平沿石阶而上,被两侧雪松吸引,随行人员记下他的嘱咐:加大雪松育苗。走到无梁殿,他低头看刻满名字的石碑,停了足有两分钟。忽然,队伍前方传来稚嫩童声:“邓爷爷好!”小男孩周骥冲破人群,邓小平弯腰把孩子抱起,只问一句:“几岁啦?”“八岁!”短短对话引来掌声一片。
离开中山陵,车子拐进植物园。党委副书记杨志斌握着邓小平的手,一句话憋在嘴边良久才说出来:“您当年的批示,我们才能回家。”邓小平想了想:“十年前的信?记得。”1974年,他的一纸批示让植物研究所收回被占用的场地,几十万份标本得以保存。温室里,他见到一株探顶仙人掌,随口开玩笑:“长得太高就把房子加一层嘛。”众人忍俊不禁。
当天下午,紫金山天文台安排了简短参观。83岁的张钰哲提到来年想去澳大利亚观测哈雷彗星。邓小平认真听完,没当场表态。回京后,他批给有关部门一句:务必协助。遗憾的是,张老翌年因病未能成行,但紫金山派出的青年科研人员如愿拍下珍贵照片。
2月4日上午,江苏、南京主要负责同志到驻地汇报工作:乡镇企业冒尖,外向型经济见雏形,用电量却吃紧。邓小平听完,只说“继续闯”,并叮嘱“大项目别一拥而上,要看长远”。
当天傍晚,专列缓缓驶离南京。窗外灯光次第后退,站台上仍有不少军民送行。许世友拄着手杖,只抬手行了个军礼。车厢里,邓小平坐回沙发,翻看着随行秘书整理的考察笔记,封面上那十四个大字,被他用铅笔圈了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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