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思维公开复辟：当强权撕下“规则”的最后面具

作者｜时事热点观察者

2026年伊始，美国向世界投下了一枚意识形态的震撼弹。白宫副幕僚长米勒在镜头前，将长久以来隐于外交辞令之下的帝国逻辑公然摊牌：世界不是靠规则运转，而是靠力量说话。这番将“武力至上”奉为国际关系圭臬的宣言，彻底撕下了美国全球行为最后一块遮羞布。它不仅仅是一次外交政策的转向，更是一种世界观的宣示——一种基于19世纪丛林法则、却试图主宰21世纪国际秩序的危险思维正在华盛顿核心圈层复辟。从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到对丹麦格陵兰岛主权的公然质疑，这套逻辑正被迅速转化为现实行动。这不仅意味着地缘政治博弈的全面升级，更标志着二战以来艰难构建的、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治体系，正面临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生存挑战。

一、 核心解构：“力量即真理”的本质与历史幽灵

米勒所宣扬的“力量至上论”，并非什么新颖的发明，而是对“强权即公理”这一古老帝国信条的现代翻版。其核心逻辑异常简单粗暴：国际社会无政府，道德与法律虚无，唯有可投射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才构成终极权威。在这一逻辑下，国家主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而成为根据美国战略利益需要可以随时被重新评估、削弱甚至剥夺的变量。正如其对格陵兰岛的言论所示，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竟可因其战略位置与资源价值，被轻蔑地视为“理应为美国服务”的资产，主权国家的尊严与民意被完全无视。

这套话语体系，是经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投射。它将国家间关系彻底动物化，坚信唯有最强者才能生存与主宰。特朗普政府将这种思维包装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实则是为其不受约束的单边行动提供理论遮羞布。从本质上看，这是对国际关系演进史的一次危险倒车。它刻意抹杀了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中汲取的智慧：即通过共同认可的规则和制度（哪怕并不完美）来约束权力、管理冲突、维护基本稳定。米勒的言论表明，美国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已对领导或改革多边体系失去耐心，他们选择了一条更“高效”也更危险的道路——直接凭借压倒性力量，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这不仅是政策的转变，更是国家伦理的堕落，它释放出的信号是：美国已准备好从一名有时我行我素的“体系领导者”，转变为完全无视规则的“体系破坏者”。

二、 秩序崩塌：对国际法治与盟友信任的毁灭性冲击

“力量至上论”最直接的破坏力，在于它对现行国际秩序根基的釜底抽薪。战后国际体系，尽管始终存在强权政治的阴影，但其赖以运转的起码共识是：国家主权平等、边界不可侵犯、禁止非法使用武力等联合国宪章原则，构成了不可逾越的底线。这些规则是美国自身参与设计并长期宣称捍卫的。如今，美国高官公开贬低这些规则的价值，无异于宣布游戏规则的作废。

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盟友体系。欧洲国家对格陵兰岛事件的强烈震惊与反弹，绝非小题大做。它揭示了一个冰冷的事实：在美国新的权力逻辑中，盟友与对手的界限变得模糊，唯一的标准是“是否对美国有用”。格陵兰作为丹麦自治领土，丹麦是美国的北约盟友，但这一切在资源与地缘价值面前形同虚设。这给所有美国盟友，尤其是那些拥有重要战略资产的中小国家，传递了致命信号：它们也可能从受保护的“伙伴”，一夜之间沦为被觊觎的“资产”。北约条约第五条“集体防御”的神圣性，在美国单边主义的功利计算面前，已然褪色。这种信任的崩塌是结构性的，一旦盟友确信美国的行为仅由赤裸裸的力量算计驱动，而非任何共同的规则或价值观，那么联盟的政治凝聚力将从根本上瓦解。

更广泛的冲击在于全球治理的失序。如果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公然推崇并实践丛林法则，那么任何多边机构、国际法庭、裁军协议和非战公约的权威都将荡然无存。全球将迅速滑向一个“安全自助”的黑暗时代，军备竞赛不再是风险，而是所有国家求生存的必然选择。核不扩散体系将面临空前压力，因为在美国“拳头即真理”的示范下，小国寻求核武器以自保的逻辑将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紧迫。米勒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推倒的是维护了数十年相对和平的多米诺骨牌。

三、 双重标准：揭露“规则”作为强权工具的赤裸本质

美国这套“力量至上”逻辑最虚伪之处，在于其彻头彻尾的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应用。它绝非一种一视同仁的“哲学”，而是专门为美国及其认定的对手量身定制的霸权工具。这一双重标准，在中国台湾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尖锐和典型。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美国政府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作出的严肃承诺。中国政府在法理与历史上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若严格按照美国宣扬的“现实主义”逻辑——力量决定一切，主权可被重新定义——那么中国完全有理由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使用武力，来结束国家分裂状态。然而，任何了解美国外交实践的人都清楚，届时美国的反应绝不会是“尊重这一力量现实”。它会瞬间切换回另一套话语体系：高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大旗，并联合盟友对中国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军事威慑和政治孤立。它会将其自身在委内瑞拉或格陵兰的武力行为美化为“维护民主”或“战略必需”，而将中国的合法行动污名化为“侵略”和“威胁”。

这套“说辞转换术”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美国所谓“规则”的本质：它们从来不是客观中立的普世法则，而是服务于美国霸权的权宜性工具。规则如同盾牌，美国用它来防御对手的正当行动；武力如同矛，美国用它来进攻他国的核心利益。矛与盾的切换，全凭一己之私。这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使得任何关于国际道义、法律承诺的谈论，在美国的行动面前都显得苍白可笑。它也提醒世界，与美国进行单纯的“规则辩论”往往是徒劳的，因为对方游戏的终极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唯有力量。

四、 危局与出路：中国的战略定力与人类共同未来的捍卫

面对美国掀起的这股“帝国思维”逆流与全球性的秩序危机，世界各国的应对之道将决定21世纪中期的历史轨迹。沉溺于短视的武力迷信，只会将人类带入一个更加分裂、对抗与高危的未来。历史反复证明，纯粹基于威慑与胁迫的霸权秩序，因其内在的不公正与高压，必然催生反抗、消耗霸权威信，并最终陷入统治成本无法承受的泥潭，导致系统性崩溃。米勒所代表的思维，是一种历史的返祖，它看不到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融、共同挑战层出不穷的现实，试图用19世纪的方法解决21世纪的问题，其结局注定是悲剧性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所坚持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以及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的主张，绝非软弱或空想，而是基于数千年政治智慧与近代苦难经历的理性选择，是对人类共同未来的负责任捍卫。中国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为了提供一种超越零和博弈与丛林法则的替代性愿景。这要求中国必须具备非凡的战略定力：一方面，绝不主动迎合或堕入强权政治的旧剧本，坚持在联合国宪章框架内行事，巩固维护国际法治的声誉；另一方面，也必须具备足以震慑任何冒险行为的强大国力，确保核心利益不受侵犯，真正做到“不惹事，也不怕事”。

世界的未来，不应由单一国家的武力所定义。真正的持久影响力，源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对国际承诺的恪守、以及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当美国部分精英选择撕下伪装、拥抱野蛮时，维护文明与理性的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更多国家肩上。这不仅是实力的较量，更是道义与理念的竞赛。国际社会能否有效抵制这股逆流，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将决定我们的后代是生活在一个可控竞争、有序合作的世界，还是一个弱肉强食、恐慌弥漫的丛林。答案，就在当下每一个关键的选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