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胡宗南出殡那天，八人抬棺，长子抬灵位，备极哀荣

1962年2月17日清晨，台北城的细雨连成一线，殡仪馆外却灯火通明。外人只看到八名身着旧制礼服的国民党将领抬着黑漆棺木缓缓而行，却很少有人留意，一旁的长子胡为真紧握灵位时，袖口已被雨水浸透。胡家内部关于葬仪规模的争论在此前持续了整整三天，最终还是蒋介石一句“诸事从优”，将这场丧礼推上了“国葬”规格。

胡宗南的遗体停放在棺中时，遗孀叶霞翟曾轻声嘱咐司仪：“一定要用那面缝得最细的青天白日旗。”她这么坚持，并非虚荣。胡宗南求学、从军、败退台湾，半生荣枯都系在那面旗上。有人私下议论，这面旗几乎成了他最后的面子工程。叶霞翟听见风声，却只是淡淡回一句：“人走了，要给孩子留个念想。”

灵堂外，旧西北军的老兵排起长队。胡宗南曾在延安城头升旗、也在重庆街头败退，往昔得意与失意的场景此刻同时涌上众人心头。戴笠的二弟低声感叹：“老胡要是知道自己走得这么风光，怕又要挺着脖子笑。”这句略带江湖气的话，让几位中年记者抬起头飞快记录，文字里尽是“西北王余威犹在”的字眼。

葬礼筹备期间，叶霞翟主动提出简化仪程，胡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胡宗南在台湾多年，名义头衔不少，却大多是毫无实权的虚职，一份少得可怜的“特别津贴”支撑起全家开销。蒋介石知道底细，却没有额外接济，只在追悼会上亲自鞠了三个躬，算是给足脸面。听到鞠躬次数被精确记下，熟悉蒋氏作派的人忍不住撇嘴：礼遇向来寸土不让，三躬已是极限。

走在丧队最前面的胡为真只有十四岁，他将灵位捧得笔直，像在执行军校早操时的持枪礼。孩童的肩膀毕竟单薄，牌位却沉，队伍行到半途，他掌心已被木棱磨破透红。侍从欲上前接替，他摇头说：“父亲看着呢。”短短一句童音，在哀乐里反倒显得铿锵，让不少在场的西北旧部红了眼圈。

与轰轰烈烈的出殡场面相比，胡宗南的晚年落寞得近乎清冷。1959年，他进入所谓“国防研究院”当研究员，每日伏案写作，偶有论文见报，报酬微薄却认真得像个初入行的教员。有人笑他“何必这么卖力”，他却回答：“兵败可以重整，学问要日积月累。”奇怪的是，这位昔日手握三十万兵马的上将，将满腔雄心倾注在纸墨之间，似乎更能安慰晚年失势的怅惘。

健康恶化始于1961年盛夏。那天，他刚在阳明山开完讲座，下楼时忽觉胸口针扎般刺痛，扶着楼梯扶手喘了半晌。院方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并心绞痛，丁农建议静养。可胡宗南不肯，他对护士笑说：“我一停下来，脑子也会跟着生锈。”于是饮食少油少盐，却依旧天天写作、批阅报告，顽固得像个不听话的老学生。到了立冬，以往健步如飞的他竟须靠人搀扶才能上车。

进入腊月，家中年味全被病房冷气冲淡。2月上旬病情突然好转，胡宗南能坐起与孩子们下象棋，还要大儿子念他年轻时写的小诗。医生悄悄告诉叶霞翟：“若再稳定两日，可考虑出院。”谁知那只是回光返照。2月14日凌晨三点五十分，他握住妻子手腕，嘴唇翕动，却没能发出声音，心跳便定格在监护器的直线上。

讣告发布后，《中央日报》用了整版报道，称其“功在党国，风骨凛然”。与台北市民的冷漠相比，岛内各级军职人员不得不穿起礼服，赶往行辕致哀。有人说这是一场政治仪式，也有人说是最后的集体回忆。葬列行过衡阳路口时，不少商铺索性停业十分钟，店家倚门而立，神色复杂——他们记得1949年的仓皇，也记得那位老将军骑在马上指挥败兵西撤的背影。

下午两点，灵柩在六张轮胎的炮车上缓缓驶向阳明山温泉路口。八名抬棺者中，有的已退役多年，腰椎病让他们每一步都咬紧牙关，却谁也不肯换手。有人暗自盘算，这一程不过几公里，却仿佛把整个大西北都背在肩上。山风卷起殓车盖布，青天白日旗猛然鼓胀，像极了二十年前潼关的猎猎军旗。旧部郭汝瑰喃喃一句：“风还是这风，人已经换了。”

下葬后，亲朋转入坡下帐篷用简餐。叶霞翟举杯，却在半途放下：“他年轻时说攻下西安就娶我，如今倒好，埋在了台北。”旁边的张群宽慰：“叶夫人莫悲，他自有定数。”一句平平淡淡的“定数”，让众人再不作声，帐篷里只剩餐具磕碰的脆响。

胡宗南的军事生涯在抗战时期有过高光，延安作战、豫西会战都挂着他的名号；可一到解放战争，这位西北王屡战屡败，最终黯然败退海峡。蒋介石晚年曾在日记里写：“老胡用兵未必无方，志未必不高，只是识时不及。”这一评语外界无缘得见，却与周总理当年那句“此人一生反共”形成奇妙呼应。两相对照，可惜可叹，更显历史无情。

对于成长中的胡为真，父亲留下的不止“要做大丈夫”的嘱托，还有逝日那抹雨痕。多年后，他回忆：“那天抬灵位，木牌透出凉意，像一只手提醒我：英雄也会老，也会输。”这话一出，在场者沉默。是的，西北王的戎马与挽歌俱已落幕，留给后人的，是一座静默墓丘和满天雨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