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10日,京城夜色沉沉,最高人民法院的窗户透出孤单的灯光。写字台前,七十五岁的谢觉哉披着灰呢大衣,盯着一封从甘肃寄来的求救信。
“案卷明早全部送来。”他把信摊在桌上,声音不高,却句句铿锵。警卫员应声而去,屋里只剩炉火轻响。
那封信出自一位哈萨克族防疫医生。因为推广“驱梅注射”,他被扣上“破坏民族政策”的帽子,判刑十年。信中字句恳切,陈述自己工作的全部过程与数据,希望得到复查。
劳累的眼神瞬间变得尖锐。对谢觉哉来说,公平二字,比休息更重。“案件疑点太多,不亲自过问,我心不安。”他在日记里留下这样一行钩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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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谢觉哉的履历,年号与战火交织。1884年生于湖南宁乡,早年执教省立一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与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并称“长征四老”。
1935年底抵达陕北,党中央设置内务部,他被推举为第一任部长。那年他五十一岁,头发已花白,脚步依旧疾速。
内务部外,常有妇女排长队。“婚姻自由不能变成儿戏。”他接到一桩怪案:某女三婚三离,又与第四任丈夫大打出手。谢觉哉逐一询问,两人确实难以相处,于是劝男方放手,同时告诫女方“这回是最后一次”,双方点头。
婚姻纠纷处理完,他立刻写出“接访轮值制”。所有干部,每周必须面对群众一次。“坐在屋里批文件,不如到门口听吵嚷。”几天后,一名上访者被警卫拦下,他闻讯赶来,“情况可先了解,门却不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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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盛夏,他回乡探望。放眼望去,昔日浓绿的大小山头,被剃成光秃“和尚头”。“谁准你们这样砍?”他追问基层干部。一阵沉默后,有人小声提醒:“您家后山也被砍了几棵。”原来儿媳、孙媳因与邻里赌气,挥斧泄愤。
谢觉哉当场表态:亲属也照章处理。没收木材、罚款二十元,还要在社员代表大会作检讨。他亲自陪同,两位晚辈站在堂前,红着脸认错,而他也低头朗读自拟的检讨。消息传开,村里谁也不再说“干部护短”。
对自家孩子,他同样不留情面。三年困难时期,小儿子在商店没买到皮鞋,抱怨国家供应不足。他沉声提醒:“我1937年在兰州公干得到第一双皮鞋,直到50年代初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缺的不只是鞋,想想乡下缺油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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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后,秘书高世文因名额所限只定为行政十五级,心里不平。“国家的口袋也瘪着呀。”谢觉哉拍拍他肩膀。第二天,高世文主动要求别提调级。
延安的冬夜同样留下他的身影。窑洞里炭火渐旺,他却常把半盆红炭挑出,用水浇灭,稍冷再点。“木炭从山上来,多烧一块,多伐一枝。”警卫员听得直皱眉,无奈做了。
信守细节,也敢啃硬骨头。1961年春,甘肃案卷被全部调来。时间、地点、疫区资料、注射剂量,逐页核对。派员赴甘南实地走访,他自己则整理证据链。数月后,最高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决定,认定原判事实不清,程序失当。1963年,那位医生获释回乡。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病逝北京,终年八十七岁。噩耗传到机关,同事轻抚办公桌,仍能摸到他常用的放大镜与那只旧墨水瓶。铜牌上“谢觉哉”三个字,静静映着走廊灯光,人们想起他的叮嘱——“执法者,先正己,后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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