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着薄一波的面，李先念对杨尚奎的妻子水静说：我投降，投降了

1961年深秋，京城的冷风把中南海的湖面吹得起了皱褶。副总理李先念刚从国家计委听完汇报回到办公室，桌上已堆了几摞来自各省的请款报告。接下来的一小时，他要在“保吃饭”与“保建设”之间拿捏尺度。就在这时，工作人员递进来一张便笺：江西省委再度申报采茶剧院危房改造，承办人——水静。

这不是李先念第一次看到“水静”二字。两年前的庐山会议，他夫人林佳楣与这位南方女干部彻夜长谈，从红土地的高粱聊到北京城的枣树，回京后一直念叨她的直爽。一次人民大会堂看戏，林佳楣干脆把杨尚奎夫妇叫到自己座位前，大家又吃又聊，算是定了交情。李先念对那次夜场唯一的印象是：台上唱的是《白蛇传》，台下水静拿着节目单写字，笔锋硬朗。

友谊归友谊，钱归国家口袋。1961年春，水静替省委跑井冈山革命旧址修缮费，李先念挥笔批了八万元。理由很简单：老根据地要留痕迹。可新剧院不在毛泽东旧居范围，且中央早下文严禁“盖楼堂馆所”。文件拍板的第二天，李先念专门在日程里写了一行字：采茶剧院，缓议。

水静不甘心，直奔副总理办公室。她带来一叠照片：屋瓦开裂，椽木生霉，舞台边的吊杆被大风吹得吱呀作响。她说：“南昌是客人多的地方，这房子随时塌，您不怕出事？”李先念端茶杯，眉头却没松。他只回了一句：“文件你也看过，没得商量。”

杨尚奎私底下劝妻子：“老李这人死抠预算，打直球恐怕难。”可水静认准了“没问题总得碰两下墙”，她跑到薄一波家中寻思路。薄夫人胡明听完，只说一句：“星期天香山红叶正好，走一趟。”

那是1961年11月5日的星期天。香山索道还没修，三位副总理夫妇沿着台阶往上爬。途中胡明拿出两只保温壶，递给水静一壶热豆浆，顺嘴问李先念：“老李，今年国家紧，但芸芸百姓也要唱戏吧？”薄一波跟着补刀：“我去江西看过，采茶戏是他们的命根子，连老表娶亲都要唱一折。房子歪着，闹出人命怎么办？”

“好嘛，”李先念把登山杖往石阶上一杵，转身对水静笑，“我投降，投降了！不过得留个手续，一波给我写意见。”

薄一波哈哈几声，当场在节目单背面写下十二字：“鉴于特殊情况，可酌情解决二十万元。”文件折好塞进水静包里。短短几分钟，江西采茶戏从危楼中捡回了一条命。

有人说，当年要不是几位夫人牵线，也许剧院会继续漏雨。可细想，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几张照片、几段实情和副总理们脑子里盘算的利弊——建厂、铺路、修水利可以延后，但一座随时可能坍塌的剧场里有成千上百双眼睛，出事就是政治事故。李先念当财政部长时就认准“算细账”，可他更明白：细账里也要给百姓留口气。

批文下去后，江西省委在次年春天动工。木匠把舞台前梁拆开时，发现里面全是虫蚀空洞，稍用力就成粉末。工人们说：“要是再拖一年，别说大风，大嗓门都能唱塌。”新剧院1963年国庆前夜第一次亮灯，《斑鸠调》歌声飘出院墙，南昌城里跑来几千人，门口大喇叭喊破嗓子也拦不住。后来江西干部进京汇报，被问及“省里最得意的事是什么”，他们总会笑着答：“采茶戏没断根。”

事情过去很久，香山登山道却留下一段趣谈。有人打趣李先念“当过财政部长，也有‘投降’的时候。”李先念自嘲：“预算大本营不是铁板一块，真到群众生命财产，就得掏兜。”薄一波则拍拍他肩膀：“手里钱不多，心里账得多。”短短一句，把两位副总理几十年同僚的默契点到即止。

1961到1963，国家经济虽在调整期，中央对基建投资一减再减，但凡事也分轻重缓急。井冈山旧址需要保存革命火种，采茶剧院关乎百姓安危与地方文化，两件事都挤进了有限预算。这在后来的财经档案里堪称典型案例：紧日子也能办成事，关键在于理由站不站得住脚、数据靠不靠谱、人命关不关键。

若问水静与林佳楣的友谊有没有起决定作用？作用肯定有，但没到“走门路就批钱”的程度。李先念批款之前专门让财政司核算过成本，薄一波签字后又打电话给江西省财政厅，嘱咐“专款专用，别给我盖招待所”。后来审计组下去，账本整洁如新，一分没挪，他才算彻底放心。

新剧院落成当天，水静站在后台，看着演员们彩袖翻飞，只感到肩上一块石头落地。她没去给李先念写感谢信，也没给薄一波寄土特产，领导们也没再提“投降”二字。历史就像舞台上的换景：前一幕灯光暗下，剧务把道具拖走，新的场景立刻推上来。只是那张写着十二个字的节目单，如今被江西省档案馆仔细裱起，放在恒温柜里，旁边附一行说明——

“一张纸，救了一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