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罗翔成名后，亲戚看病挂不上号，罗翔左思右想找到号贩子

2020年9月5日深夜，北京积水潭医院外灯火昏黄，罗翔盯着手机上那串陌生号码，心里反复盘算：号贩子明天真会出现吗？盛名在身，却连张专家号都搞不定，这夜风格外凉。

亲戚是上午临时来京的，腰椎旧患复发，必须找骨科主任。网上预约早已爆满，普通门诊也排到三周后。亲戚一句“能不能想想办法”，把罗翔逼上了尴尬的十字路口。职业操守与家族情分，一时难分高下。

那通电话最终拨了出去，对方很干脆：“三千，保号。”短短四个字像钉子，扎在罗翔脑子里。挂断手机，他想起自己课堂上屡次抨击倒号黄牛的案例，喉咙发紧，却找不到更快的途径。

时间往前推二十五年。1995年，18岁的湖南小伙扛着行李闯进北京秋风里，初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他口音浓重、言语结巴，没人会把这位毛头学生跟“刑法大V”联系到一起。

宿舍灯光昏暗，他埋头在《刑法总论》中做笔记；球场边的同学打趣他的发音，他红着脸，一遍遍对着水杯练习普通话。四年下来，论文评优，他却依旧自嘲“说话磕巴、胆子不大”。

1999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硕士，经济拮据逼他走上讲台。自考班一天四节课，市场营销、民法、法理统统得讲。学生嫌他口音，他干脆把要点逐字写满黑板，再照着念，咬字一天天变清晰。

2005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刑法分则》课堂火了。罗翔讲“许霆案”时故意停顿：“如果是你，会取那笔钱吗？”学生窃语未毕，他突然坏笑，“我会戴墨镜口罩再取。”笑声里，他引出“期待可能性”。一堂枯燥的法条，就这样活了。

新媒体时代来得猝不及防。2018年初，知乎一个提问让罗翔的名字飘进公众视野；法考冲刺季，一段段剪辑视频在B站播放量飙升。2020年3月9日，他正式入驻，仅48小时粉丝破百万，半年后破千万。

光环之外，日常依旧琐碎。那年12月，他在《十三邀》中提到亲戚挂号的困境，说到一半叹气：“我也只能找黄牛，真挂不上。”镜头里，他眉头紧锁，不像课堂上侃侃而谈的明星教师，更像为难的小辈。

号贩子约好次日清晨七点交号。天刚蒙蒙亮，罗翔赶到医院门口，却只见彪形大汉递来一张二维码：“扫完付尾款。”短信提示成功后，对方把号条塞进他手里，转身就走。罗翔翻看那张淡蓝色的纸，好歹没出差错，悬着的心才放下。

亲戚顺利就诊，可晚饭桌上仍叹道：“北京看病，真折腾。”罗翔苦笑，没有多言。理想与现实的缝隙，被一张专家号无限放大，他清楚地感到无奈，也更明白法治建设仍有长路。

回到办公室，他在日记里写下一句批注：若连法律人都在潜规则前妥协，社会又如何期待普通人坚守？笔锋停在这里再无下文，纸页微微卷起，像一个问号挂在空中。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走进教室，他依旧精神饱满，用“挂号黄牛”举例讲“寻衅滋事”与“诈骗”的界限。学生好奇追问，他嘴角扬起：“案例就在咫尺，法律不应停在纸面。”台下发出一阵会意的笑。

自嘲的幽默、讲台的锋利、夜里的踟蹰，这些碎片拼凑成一个立体的罗翔。成名带来掌声，也带来镜照，让人看清自身的矛盾和局限。学问再深，终究要落到泥土里，经得起现实的搓揉。

时间又回到2021年春。罗翔把那张黄牛号条锁进抽屉，留作“反面教材”。他说过一句话被学生记录下来：“法律不神圣，守法的人才让它发光。”这句话此刻显得格外沉甸甸，却也因此更真实。

文章至此收住笔锋，故事没有终点。生命中那些微小而具体的挣扎，往往比宏大叙事更能映照时代。罗翔的选择未必完美，但它提醒世人：法治的理想，每个人都在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