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司机住院，他拿出300元稿费，6年后又送去200元

1952年深夜，北京中南海灯火犹亮。秘书抬头瞥见书桌前的毛泽东正给人民出版社回信，信里除了对几篇文章的修改意见，还特别叮嘱“稿费暂存财务处，日后或有急用”。这种“日后急用”，并不是给自己置办什么，而是留给身边那些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这一点，在1964年冬天被印证得淋漓尽致。

1964年2月初，轿车正从中南海驶向钓鱼台。周福明坐在副驾驶位，透过后视镜发现主席一直望着窗外，似乎在思索。车刚转上玉渊潭南路，后座传来一句轻声询问：“小周，朱师傅的病怎么样？”短短十来个字，却把周福明问得一怔。朱德魁肝病住院的消息原本没有往上递，没想到还是被主席知道了。

周福明如实相告：“医生建议住西苑中医研究院，可他那间病房紧挨着太平间，心里害怕得厉害，病情拖着不见好。”毛泽东沉吟片刻，没有再多问病理，而是关心病人的情绪。快到钓鱼台大门时，他忽然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随后在白纸上写下这句诗递给周福明：“让朱师傅看看，告诉他想开些。”一句宽慰的话，比药更管用。

接见外宾结束已近傍晚，秘书和工作人员都以为事情告一段落。谁知毛泽东回到住处，翻开一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三张百元大钞，交给周福明：“这是稿费，送过去，让他安心休养。”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月薪那时不到60元，300元已顶半年工资。朱德魁收到钱，紧攥着诗笺，心理负担轻了许多，不久便回家静养。

时间拨到1970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在游泳池畔散步，忽然又想起这位老司机：“朱师傅身体可好？”护士长吴旭君回答说“已经能下地干活”，主席听后点头：“好，再拿两百元给他过年。”六年两次帮扶，数额虽不算巨额，却解了燃眉之急，对普通职工而言，这是真情。

类似的暖意不止一次。早两年，1962年4月，卫士长李银桥被调往天津。那天凌晨两点，李银桥照例把文件送进卧室，脚步却格外沉重。毛泽东放下批阅的公文，握住他的手：“听说你要到天津？”一句问话让李银桥鼻子发酸。他在身边工作整整十五年，情同父子，此刻却要告别。沉默良久，毛泽东将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袋塞到他手里：“拿着，天津生活贵，这八百元算是帮你起步。”怕对方推辞，他又补了一句，“组织上安排你出去锻炼，前途更远。”

李银桥含泪收下。八百元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名正团职干部两年收入。主席本意很简单——“别让战友为柴米油盐发愁”。几十年后翻阅当年的会计账本，毛泽东提取个人稿费用途栏里，“补贴李银桥生活费”赫然在列。

1969年秋，中南海伙食管理员出现空缺。周福明想起在总后仓库干活的吴连登，此人勤快却家境清寒，兄妹多、父母年迈。毛泽东得知后一句话：“把他调进来，先解决伙食关。”随后又从稿费中取出300元，嘱咐周福明送到。“还年轻，别饿着肚子工作。”吴连登后来回忆，那叠票捧在手心时还带着油墨味，每张上都盖着醒目的“中国人民银行”。

有意思的是，主席本人对钱财用得极俭。工作人员统计过，他每月日常开销常不到60元，大部分稿费不是贴补家属，而是流向了司炉工、护士、警卫员这些看似“边角”的岗位。姜泗长医生曾说：“他对我们像家里长辈，药费报不报销都问得清清楚楚，却从不为自己添置一件贵衣服。”

1974年8月，毛泽东在湖南会客厅同医疗小组合影。这是他最后一次主动要求拍照。合影前，他拍拍姜泗长的肩膀：“小姜，坐这儿。”镜头里，主席双手轻握姜医生手腕，面带微笑。很多旁观者只看到一张照片，细想却会发现：坐在他身边的，多是那些几年乃至十几年跟他朝夕相处、曾经得到关照的人。

不得不说，毛泽东分配个人稿费的方式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朴素逻辑：不设基金会，没有繁复程序，一句“拿去用”便成了最直接的帮助。朱德魁、李银桥、吴连登，这些名字普通得像街巷里的邻居，却因为一份朴实关怀，故事被后人记住。稿费数字并不惊人，背后的情义却足够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