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接到党内有内奸的消息，紧急上报，中央：在短期内将之除掉

1931年夏夜，一场暴雨把霞飞路冲得漆黑发亮，街边的煤油灯在风里摇晃。就在这条路拐角的阁楼上，时年二十八岁的陈赓正伏在昏暗的灯光里审阅一份刚送来的密电。纸面上寥寥几行，却足以让他眉头紧锁：内部潜伏者暴露，暗号“鲇鱼”，务必速处。陈赓清楚，这三个字意味着特科多年的辛劳随时可能化为乌有。

暴雨声淹没了脚步，送信人脚底没溅起半点水花。片刻后，陈赓按动桌上一只磨得发亮的铃钮，值守的交通员推门入内。“立刻给中央发电：确认有内奸，请指示。”陈赓话音极短，语速极快。交通员低低应了声“明白”，背影迅速消失在楼梯转角。

内奸是谁？线索来自另一张隐秘的网。早在1929年，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组建外围情报点，筹办者之一杨剑虹看中了旅日归沪、行事圆滑的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曾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带回一口流利的日语和一本褪色的《共产党宣言》。这两样东西令他在特务系统显得有些另类，却也让他获得与中共接触的机会。

1930年初春，杨登瀛因工作关系认识了地下党员陈养山。两人常在霞飞路咖啡馆用沪语低声谈论国际形势，也交换彼此掌握的动态。陈养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特务新贵”并不简单，于是写成一份详尽材料经秘密渠道送到特科。周恩来批示：可接触，慎吸收。几周后，陈赓与杨登瀛在法租界一间照相馆后堂首次会面，约定以“书号”作接头口令。彼此试探一轮，信任的坯胎悄然成形。

一年后，危机不期而至。特科截获情报：上海一处文具铺联络点被摸排，八名同志被捕，其中包括店主的小姨子。审讯记录表明，告密者与店主同姓，且频繁与调查科联络。种种迹象汇聚到同一个人——戴冰石。此人早年在工人运动里露过面，后来因“四一二”狂风遁形。1931年国民党特务找上门，他很快倒向对方，借机谋取金钱。为了洗脱嫌疑，他竟主动要求一并抓走自己小姨子，摆出苦肉计姿态。

戴冰石急欲邀功，多次向上级建议“连根拔起”联络点。杨登瀛作为执行者被派去现场。他的身份双重，手里握着两本账——一份呈交调查科，一份递给特科。抓捕当晚，他看见戴冰石神色慌张地对被捕者做着含混手势，心里陡生疑云。几天后，戴冰石的妻子闹到杨登瀛办公室，哭喊要救出妹妹。那场哭闹像一记闷棍，彻底捅破了窗户纸：若非内鬼，何必如此心虚？

“人得交出来。”杨登瀛面无表情地对戴冰石说。短短一句，对方冷汗涔涔，却不知这已是死刑宣判。当天夜里，杨登瀛通过约定暗号，将整件事压缩成数十字密话转交陈赓。第一次读到“戴冰石”三个字时，陈赓几乎没有犹豫，立即把情报打包发往瑞金中央机关。电文到达后，回电迅速：在短期内将之除掉，勿留后患。

接令十二小时后，特科“红队”进入行动。这个由王世英、吴石泉等人组成的小组因手段凌厉在租界闻名，连中统头子徐恩曾都不得不提防。当天傍晚，戴冰石收到了写有“书号Z07”的纸条，被约去楠木桥旧仓库“领任务”。他心怀侥幸，又担心陷阱，便请求“熟人”杨登瀛护送。杨登瀛点头：“我在外面等你十分钟。”这一句看似保险的承诺，其实是一把无形的锁。

仓库深处，一盏摇晃的汽灯投下斑驳光影。门刚掩上，绳索猛地勒紧，后颈冰凉，一把短匕直抵心窝。戴冰石想呼救，却只挤出嘶哑喘息。匕首一寸寸推进，鲜血浸透衬衣。不到半分钟，叛徒的呼吸彻底停止。窗外微雨未歇，街面寂静如初。

十分钟后，杨登瀛缓步来到仓库门口，只见地上映着血迹。他故意踩进水洼，让鞋底沾满泥浆，再慢慢踏向现场，掩盖为时已晚的足印。警笛远远响起，“红队”早已撤离入夜色。两天后，报纸上以小豆腐块大小的篇幅报道：一名文具商人暴毙仓库，死因不明。

刺杀成功，联络点险情解除，八名被捕同志分批营救。陈赓在自家楼上收到杨登瀛暗号，仅淡淡说了句：“干净利落。”随后他将密电烧成灰烬，窗外雨势渐弱，黎明很快要来。

此役过后，杨登瀛继续在调查科混迹，外界无人知晓他已为共产党送出无数情报。1932年至1935年间，他先后提供了七名潜伏特务名单，让特科得以及时清除隐患。徐恩曾曾嘟哝：“最怕夜里被‘红队’敲门，生死就在转瞬。”这句话在人多的餐桌上被当作笑谈，却道尽了他们对那支小队的畏惧。

戴冰石的覆灭只是一瞬，可若无杨登瀛暗中推手，若无陈赓决断与“红队”雷霆，后果不堪设想。情报战场上没有硝烟，却处处是生死线。那年夏夜的暴雨早已停歇，留下的却是被划开的警醒：动摇者难容，背叛者必惩，地下战线从不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