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江苏省公安厅的办公桌上突然出现一份加急电报——“协助查找陈式周,越快越好”。电话那头语气紧迫,透露出一个信息:周恩来总理想知道表兄的下落。
向后追溯十五年,1949年10月1日的礼炮声刚落,宝应县水巷口的老宅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合上报纸,半晌无语。报纸醒目标题写着: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老人正是陈式周,周恩来的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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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闸门随即打开。1907年盛夏,嗣母陈氏带着九岁的周恩来回娘家小住。那时陈式周二十五岁,已在自家书房教授蒙童。小表弟第一天来听讲,便能条分缕析地点评《左传》和太平天国史,“这孩子脑袋早熟得很呀。”陈式周暗暗惊叹,两人一拍即合。
三个月的相处,看似短暂,却埋下深情。陈式周常私下评价:“大鸾将来绝非池中物。”他带着少年沿京杭大运河散步,讲焚书坑儒,也谈甲午海战,让小表弟眼界大开。
1913年后,一人辗转上海《申报》,一人在天津南开读书。距离拉开,笔墨来补。周恩来的文章由表哥审订后见报,稿费虽薄,却维系着浓浓血脉情分。
1920年冬夜,上海永泰里,油灯摇曳。周恩来即将远赴法国,兄弟彻夜长谈。走前,陈式周掏出半年的薪水,“看准了路,就别回头。”翌日清晨,他把表弟送上“波尔多斯”号,说完便目送邮轮远去。
跨越欧亚的信函接踵而至。“俄式革命或许是中国的出路。”周恩来在里昂的信中剖析欧洲局势,也劝表哥莫因社会动荡而遁入山林。陈式周每读一次,就再誊一份,生怕磨损了原件。
1927年,南昌起义的枪声震动大众舆论。上海弄堂里,陈式周读到某张小报对周恩来的恶意抹黑,怒不可遏,把报纸揉成团,扔进纸篓,转身对外甥说:“荒唐!他是我最了解的人,你该拿他当榜样!”
到1931年底,上海地下斗争日趋险恶。陈式周悄悄把书桌底板掏空为暗格,为周恩来藏过文件,始终平安无事。年底,周恩来前往江西中央苏区,联络线至此断裂。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家举家迁回宝应。昔日陈氏祖屋早被族人卖掉,陈式周千方百计赎回,重新粉墁,一棵嫩槐种在院角。他时常望着那棵树,幻想与表弟并肩而立的情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陈式周激动难眠。翌日清晨,他提笔写信,字迹因激动略显颤抖:“弟今安否?盼再晤。” 信封贴好八分邮票,经邮差送往中南海。
数周后,回信到了。信封里是官方打印的几行字:“建议来函者,可向当地政府联系工作。”熟悉的笔迹并未出现。陈式周怔住良久,把信折成方块,收进抽屉,此后再未开启。
1954年,他因病赴京就医,无奈病情恶化。秋风起时,这位曾在上海写下无数檄文的老报人静静离世。家属顾及总理公务繁忙,并未通知。
信息延误将空档拖到1964年。公安厅汇报:“陈老先生已于十年前病故。”周恩来默然无语,良久缓声:“迟了。”当时他六十六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两家后辈在北京会面,带来一叠泛黄信稿,最上面那封落款“1921年一月三十日”。墨迹仍清晰,纸张却已脆。人虽去,字犹在,抽屉与中南海之间,倒悬着一段再难补全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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