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表哥给周恩来写信，被秘书当作普通信件，从此两人失去联系

1964年3月，江苏省公安厅的办公桌上突然出现一份加急电报——“协助查找陈式周，越快越好”。电话那头语气紧迫，透露出一个信息：周恩来总理想知道表兄的下落。

向后追溯十五年，1949年10月1日的礼炮声刚落，宝应县水巷口的老宅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合上报纸，半晌无语。报纸醒目标题写着：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老人正是陈式周，周恩来的表哥。

记忆闸门随即打开。1907年盛夏，嗣母陈氏带着九岁的周恩来回娘家小住。那时陈式周二十五岁，已在自家书房教授蒙童。小表弟第一天来听讲，便能条分缕析地点评《左传》和太平天国史，“这孩子脑袋早熟得很呀。”陈式周暗暗惊叹，两人一拍即合。

三个月的相处，看似短暂，却埋下深情。陈式周常私下评价：“大鸾将来绝非池中物。”他带着少年沿京杭大运河散步，讲焚书坑儒，也谈甲午海战，让小表弟眼界大开。

1913年后，一人辗转上海《申报》，一人在天津南开读书。距离拉开，笔墨来补。周恩来的文章由表哥审订后见报，稿费虽薄，却维系着浓浓血脉情分。

1920年冬夜，上海永泰里，油灯摇曳。周恩来即将远赴法国，兄弟彻夜长谈。走前，陈式周掏出半年的薪水，“看准了路，就别回头。”翌日清晨，他把表弟送上“波尔多斯”号，说完便目送邮轮远去。

跨越欧亚的信函接踵而至。“俄式革命或许是中国的出路。”周恩来在里昂的信中剖析欧洲局势，也劝表哥莫因社会动荡而遁入山林。陈式周每读一次，就再誊一份，生怕磨损了原件。

1927年，南昌起义的枪声震动大众舆论。上海弄堂里，陈式周读到某张小报对周恩来的恶意抹黑，怒不可遏，把报纸揉成团，扔进纸篓，转身对外甥说：“荒唐！他是我最了解的人，你该拿他当榜样！”

到1931年底，上海地下斗争日趋险恶。陈式周悄悄把书桌底板掏空为暗格，为周恩来藏过文件，始终平安无事。年底，周恩来前往江西中央苏区，联络线至此断裂。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家举家迁回宝应。昔日陈氏祖屋早被族人卖掉，陈式周千方百计赎回，重新粉墁，一棵嫩槐种在院角。他时常望着那棵树，幻想与表弟并肩而立的情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陈式周激动难眠。翌日清晨，他提笔写信，字迹因激动略显颤抖：“弟今安否？盼再晤。” 信封贴好八分邮票，经邮差送往中南海。

数周后，回信到了。信封里是官方打印的几行字：“建议来函者，可向当地政府联系工作。”熟悉的笔迹并未出现。陈式周怔住良久，把信折成方块，收进抽屉，此后再未开启。

1954年，他因病赴京就医，无奈病情恶化。秋风起时，这位曾在上海写下无数檄文的老报人静静离世。家属顾及总理公务繁忙，并未通知。

信息延误将空档拖到1964年。公安厅汇报：“陈老先生已于十年前病故。”周恩来默然无语，良久缓声：“迟了。”当时他六十六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两家后辈在北京会面，带来一叠泛黄信稿，最上面那封落款“1921年一月三十日”。墨迹仍清晰，纸张却已脆。人虽去，字犹在，抽屉与中南海之间，倒悬着一段再难补全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