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主席的好干部，1979年判刑13年，2004年去世十万人沿街磕头

1977年深秋的一个清晨，郑州监狱门前起了薄雾。三位从兰考连夜赶来的农民跪在冰凉的台阶上，声嘶力竭地喊：“老县长，您受委屈了！”被押解的人回身，深鞠三躬，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沉沉铁门。守在旁边的干警愣住几秒，才挥手示意继续前进。那一幕，很多河南人至今说起仍觉心酸。

被带进狱中的，正是张钦礼。二十多年前，他和焦裕禄并肩战斗，硬是在盐碱地上种出了第一排泡桐树，又把风沙最凶的沙岗压住了。焦裕禄称他“张老弟”，乡亲们叫他“张当家”。可现在，“当家人”成了罪犯。人们搞不清，他究竟错在哪儿。

时针回拨。1927年，兰考南彰镇张庄村，一个孩子在麦秸垛旁呱呱坠地。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亲给他起名钦礼——“谨守礼数”，图个太平。十五岁那年，日军推进到豫东，他参加八路军，提着土枪钻进芦苇荡。枪林弹雨里，左臂挨过弹片，至死还留着一道凹痕。1945年，他在延津前线入党，写申请书时手在抖，旁边的指导员说：“小张，写慢点，革命不赶集。”

解放后，张钦礼穿着旧军装回到兰考。1954年县里成立人民政府，他被推举为首任县长。那会儿的兰考，风沙一年刮两百天，地面像锅底一样黑。村里老人摇头：“这地，种啥死啥。”张钦礼不服，在街口贴标语：治沙，改碱，排涝，三件事干到底。许多干部觉得口号太响，他笑笑：“嘴皮子薄，地皮子厚，我试试。”

1962年冬，焦裕禄带着中央的任命来到兰考。初次见面，焦书记伸手：“听说老张能种活树。”张钦礼回答：“树能活，人就能顾家。”两个五大三粗的北方汉子，对着阵阵寒风一握掌，兰考命运自此拐弯。

他们跑遍全县一百四十多个大队。张钦礼领着技术员选良种、挖渠道，焦裕禄则扛着芦席站在沙丘最顶端。有人劝焦书记注意身体，他拍肝部，“疼也得干”，张钦礼在旁边急得直跺脚：“书记，少说两句，多歇会儿！”

1963年秋雨连绵，雨水把刚露穗的高粱全泡了。夜里，县委办公桌上全是地图、手电筒、草草冷饭。张钦礼提出“地头埋管”“群众轮流排涝”，焦裕禄点头：“照办。”两人连续六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终于守住了二十二万亩庄稼的一线生机。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于郑州。出殡那天，旌旗低垂，十里长街挤满人。张钦礼搀着棺木，眼泪扑簌直掉，嗓子嘶哑到一句话都说不出。回到县委，他在墙上挂起焦裕禄遗像，抄下一行字：为民做事，不怕牺牲。

此后数年，他把全部精力都压在兰考县的“三害”治理上。1968年，开封地革委给他配吉普车，他却把钥匙塞回司机手中：“骑车能多听几句牢骚。”在白沙岗，他带头种树；在堌阳洼，他与民挑泥。干部劝他保重，他摆手：“先把这摊子干圆满。”

然而风云突变。1977年，一场运动的余波仍在，他被指“路线错误”，羁押审查。1979年，法院判他“经济问题”十三年徒刑。兰考人炸了锅：集体写万余份联名信，跑省城喊冤。有妇女代表冲到庭外：“要关也把咱一块关！”案卷却重重落槌，张钦礼被送进监狱。

在狱中，他拒绝特殊照顾，每天和年轻犯人一起拉煤渣。狱警私下说：“老张，你是县长，别这么拼。”他回一句：“劳动不分高低。”1984年底，因身体原因、群众呼声和多方调查，河南省高院批准减刑，提前一年释放。

离开高墙的第二天，他径直回兰考。拖拉机刚驶进城北口，鞭炮声炸开，乡亲们把青布苫子掀了，里头是热腾腾的红薯：“老县长，先垫垫肚子。”道路两边站满人，有的递水，有的递毛巾，泪水汗水交在一起。他沙哑地说：“俺没脸喝，欠账太多。”七个字，换来一片啜泣。

八十年代后期，兰考植被覆盖率翻了几倍，国槐、泡桐葱茏成林。有人提议给他平反、恢复职务，他摇头：“只求把树林看牢，别让风沙回来。”于是，他坐在自家土炕边，写了一摞关于农业灌溉、乡镇企业的建议，寄向省里，连名字都没落款完整，只写“老张”。

2004年5月7日，78岁的张钦礼在郑州病逝。遗嘱简短：骨灰回张庄，不收花圈，不放哀乐。可消息传到兰考，人们炸了。十万余人聚到县城南北大街，出租车自发组成长龙护送灵车。锣鼓队敲的是唢呐曲，节奏低沉。有人端来一碗凉白开，有人举着小葱拌豆腐，还有老人捧着两把黄土默默垂泪。

灵车缓缓经过，跪地磕头的队伍绵延数里。张庄村口，几位老兵敬军礼，金属臂章在日光下发亮。车停稳，一位须发皆白的村支书扶着遗像说：“张县长，风停了，沙住了，您看到了吗？”四周鸦雀无声，只剩蝉鸣。

张钦礼的一生，跌宕间有几条清晰脉络：把群众看得最重，把自己放得很轻；遇到荣誉淡然一笑，面对误解咬牙承担；从烽火岁月到田埂渠堤，他始终与土地绑在一起。焦裕禄用生命诠释“为人民”，张钦礼用坎坷延续这四个字。正因如此，十万人自愿沿街下跪，并非仪式，而是朴素的感恩。ран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