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早年追随汪精卫，后来才看清他真面目：他的虚伪已被我戳穿

一九三二年三月的一天黄昏，细雨黏着石库门的青砖。张发奎站在上海环龙路一幢洋楼外，等着拜见“老长官”汪精卫。屋里忽然传出一句话——“又来了，讨厌，讨厌。”声调冷漠，透过半掩的门缝直戳心口。张发奎愣在台阶上，那一刻，十年追随化作一阵凉风，本就憔悴的脸更显苍白。后来他回到下榻处，对副官低声嘀咕：“他的虚伪，我总算看透了。”

时间往回拨，能够解释这句话的来历，还得从一九二五年说起。孙中山病逝后，粤系军人群龙无首，年轻的张发奎正是众人簇拥的“铁军新星”。在东征、南征里，他靠着冲锋在前的狠劲儿、带兵护卒的温厚，一步步升到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三民主义影响深，他认定只要紧跟中山先生的路线就不会走错，至于政治弯弯绕绕，他自觉能离多远离多远。

北伐誓师那年七月，蒋介石请各方大将吃饭，桌上掏出三千大洋写个条子塞给张发奎。很多人心里明白，这就是“买路钱”。张发奎倒没推辞，客气收下，却仍保持与武汉方面的联络。蒋看在眼里，叹一句“人心难测”，随即又在南京给了张发奎五千大洋，并劝他别蹚政治浑水。话说得诚恳，银子也到位，可张发奎终究没有彻底倒向南京。

原因不复杂：一方面，汪精卫当时在武汉任政府主席，党内元老的头衔分量十足；另一方面，武汉集中了大批共产党人，张发奎部里又有叶剑英、贺龙这样的军官，左派气息浓厚。简单说，武汉那股劲儿与早年孙中山鼓吹的“联俄联共”更对张发奎胃口。于是宁汉对立时，他干脆把第四军、第十一军留在长江以北，全盘听命武汉。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期北伐杀到河南漯河，张发奎已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下挂着三个军。蒋介石派人再来游说：给人、给枪、给汉阳兵工厂，还加一顶武汉卫戍司令的帽子。张发奎摇头，说了句：“军人岂能反复无常。”外人听来铿锵，事实上他在做一个赌——赌汪精卫会兑现“革命政府”承诺，给第四军更广阔舞台。

同年八月一日黎明，南昌城头枪声四起。贺龙、叶挺把张发奎二方面军大半人马拉去起义，张发奎急得直跺脚，却没追击，转而南下争夺广州。接下来的张黄事变、李济深讨伐、广州起义，几轮混战耗干第四军的精气神，昔日“铁军”只剩空壳。广州城破时，有人提议干脆解散，张发奎摇着头嘟囔：“总得给兄弟们留条活路。”

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加深。张发奎想北上救援马占山，桂系又不放行，潦倒之下甚至提出“拆伙拉倒”。按理说，这么大的事，老上峰汪精卫该伸把手，可汪精卫正忙着与蒋介石议和，对昔日救命部队装作没看见。张发奎去拜访三次，结果连门都进不去。第四回登门，他才撞见那句“讨厌”的闲话。

那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到过去血战贺胜桥、黄梅店时，自己把汪精卫的手令当成圣旨；想到一九二八年黄埔滩头，自己替汪精卫挡的那发冷枪；想到几千兄弟埋骨珠江岸，一腔悲愤无处倾泻。副官劝：“将军别气坏身子。”张发奎淡淡回一句：“以后再不提汪先生。”

随后的岁月里，张发奎数次起兵反蒋，始终势孤力弱。三十年代中后期，他先后在江西、广东做了几场声势不大的举动，不了了之。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被任命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南路作战，已难见当年锐气。东江、秀山几仗打得辛苦，他却异常克制，再也不提汪精卫半字，旁人问起，他只是苦笑。

到了一九四零年冬，汪精卫在南京接受伪职，张发奎手下老兵聚在湖南衡阳，议论纷纷。有人气呼呼地骂汪叛国，有人想写信讨说法。张发奎摆摆手：“别写，没用，他早不是当年的汪主席。”当晚他在旧日军旗上点了炭火，烧掉一张泛黄的合影——照里他和汪精卫肩并肩，神情稚气。火光映得屋里明暗交错，老将军的眼角泛出微光，谁也分不清那是泪还是汗。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日，他在香港病逝。叶剑英委员长致唁电，用“乡情旧谊”四字概括六十年交往。外界原本期待他晚年出版回忆录，他却只留下几页笔记，其中一句最醒目：“人无主心骨，易被假象左右；若失自省，终成旁观者笑柄。”落款后写了一行小字：“汪氏其人，谨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