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宴请司徒美堂，事后周恩来询问：你觉得毛主席怎么样

1949年9月26日傍晚，北平琉璃厂附近灯火初上。离政协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还有两天，毛泽东却抽空设宴，请来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司徒美堂。席间笑声不断，却也暗含一段贯穿半个世纪的曲折因缘。

很多人至今只记得宴饮时的“抬轿子”趣谈，却并不清楚毛泽东为何如此看重这位广东开平人。答案要从六十多年前的一张船票说起。1880年，年仅十二岁的司徒美堂揣着母亲东拼西凑的五十元龙银，登上驶往旧金山的轮船。那一刻，他对“革命”二字毫无概念，只想着给家里挣口饭吃。

到了美国，一个月不到，他就遇到第一记闷棍——1882年《排华法案》生效。华工必须携带“居留证”，稍有疏忽立即遣返。司徒美堂最初只能在唐人街刷盘子维生，被白人无端辱骂是家常便饭。三年后，一场因护店员而起的斗殴让他阴差阳错成了洪门致公堂成员，也让他第一次体会到“同胞”二字的分量。

洪门的兄弟义气，只能解决街头生存，却解决不了国土危亡。1904年，孙中山到波士顿宣传革命，两人在安良堂彻夜长谈。孙中山一句“革命需要每个人把不该花的钱省下来”深深击中了司徒美堂。他决定帮忙筹款，四座致公堂大厦抵押出去，短短数周便凑够黄花岗起义急需的十五万美金。后来有人问他为何如此痛快，他摇头说：“那点砖瓦换得来的是满清倒台，值。”

辛亥之后，他拒绝孙中山返国就职的邀约，理由朴素：“我不图做官。”可抗战爆发时，他却再度站到最前面。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赈总会的会址不到三十平方米，却在半年内募集到两百万美金。蒋介石却把钱卡在重庆财政部，司徒美堂怒不可遏，只得亲赴上海，揣着实物交到十九路军手里。这一来一回，他对国民党彻底死心。

1941年冬，香港沦陷，日本特务要他出任维持会长，他当场拍案：“白头失守，我情愿一死！”周恩来闻讯后，与宋庆龄等人密谋营救，四个多月辗转，老人终于安全抵渝。短暂相处，两次深夜长谈，周恩来的沉静与诚恳令司徒美堂对中共刮目相看。美国之行成了他最后一次侨居，他公开表态：“凡爱国者，不应反共。”

1948年10月，《上毛主席致敬书》从纽约寄往解放区。毛泽东看到信已是次年一月，立即回信相邀。为了让老人少颠簸，中央在天津码头派了最稳的木壳船，又在香山山脚改装藤椅代步。抬上山时，毛泽东再三叮嘱警卫：“稳着点，别晃。”

首次见面，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老先生远来辛苦，我们的事情还要您一同商量。”司徒美堂感慨万千，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脱口而出。毛泽东笑着更正：“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二人相视大笑，隔阂尽消。

宴请那天，毛泽东以红烧狮子头配广东腊味招待，席间只谈往事，不谈争论。司徒美堂举杯说：“坐轿抬轿，皆为人民。”毛泽东顺势答道：“抬轿人同样坐在轿里。”周恩来在一旁轻轻点头。酒过三巡，周恩来凑近老人，小声问：“您觉得毛主席如何？”老人放下筷子：“平等、痛快、不拿架子，像极了二十年前的孙先生。”话音一落，众人会意而笑。

国号之争，是老人第二天提出的。“中华‘官’国，与民无关。”他坚决主张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振聋发聩，会场立刻安静下来。最终，全称被采纳，理由简洁——“百姓听得懂”。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八分钟台阶，司徒美堂硬是拒绝担架，身着新制大衣，步履缓慢却不曾停歇。礼炮响起时，他倚在城垛，眼眶湿润。那件大衣后来被他叮嘱晚辈：“谁也别动，这是新中国给的体面。”

1955年5月8日凌晨，司徒美堂因脑溢血逝世，享年八十七岁。周恩来出席公祭并执绋送行。灵车驶向八宝山时，陪同的老洪门兄弟悄声说了一句：“兄长，这一趟，总算圆满。”

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人，只说一句：“真正的华侨领袖，彼此敬重。”故事至此落幕，留下的却是跨越三代人的信义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