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敬婉丨孙立人琐事

转自《书迷晓文》

我和孙立人（号仲能）是远房堂兄妹。我和他辈分虽然一样，但两人相差了二十余岁。他看着我和哥哥姊姊长大，我对他开始有印象时，他已在海州税警总团服务，偶尔到南京来，必来我家探望我的父母。见到我和姊姊，总是喊我们“小萝卜头”，直到我们都老大不小了，还是这么喊我们。

1934、1935年，那时我尚年幼，家中来往亲友甚多，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仲能二哥。因为亲友中仪表出众、穿着讲究的也不少，但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不管是穿军装也好，穿西装也好，都显得英姿挺拔，走起路来精神抖擞，就是没见过他穿中装。来往的亲友有的抽烟，有的喝酒，但从没见过他做这两件事。

那时正推行“新生活运动”，念小学的我，对仲能二哥的印象更好。忽然有一天，客厅中来了一个人，头发极长，满脸胡须，看得出好久未剃了，穿了一件灰长袍，脚上一双布鞋，见了我父母亲，口中喊了一声“大叔、大婶”，就跪了下来磕头。父母亲赶紧上前扶他起来。我们姐妹从未见过这种场面，也未认清是何人，不禁都哈哈大笑起来。母亲赶忙把我们撵出客厅。后来人走了，我们出来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骂我们，怎么连仲能二哥都认不出呢？因二伯伯、二伯母相继在家逝世，二哥奔丧后，经南京回海州驻防地，特来我家。因是孝子，见了长辈，甚至年长的平辈，都要磕头的，这是老规矩。我们才明白，不过很奇怪，二哥不是喝“洋墨水”的吗？怎么也会这样。后来才了解他是个极尊重中国旧文化传统的人，他认为这是做人子尽孝道的一种表示，诚于心、形于外。他在家守灵时，也总是铺稻草，睡地上，连行军床也不睡的。所以，每逢年节及二伯父、二伯母的生日、忌辰，他一定祭祖、磕头。他不迷信，但他遵守这种传统。因为他年纪比我们这一批堂姐妹们大很多，所以每逢年节以及他过生日，我们向他磕头，他也很喜欢。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序齿”，幼小的敬重年长者，也是种美好的文化传统。

他乐于助人上进，不管是亲的还是疏的，家人或外人，只要肯上进读书，他都会鼎力相助，而不肖或不成材的，他可真翻脸不认人。

记得也是抗日战争前在南京，他来家中同我父母亲谈话，难得的声音很大，而且听起来充满怒气，其中我听到几句，好像是说抓到他们，一定要关起来从重处罪。后来才知是我一个堂叔和他弟弟在公家财务上有点问题，他火大了，尤其是他的家人做的，他更加愤怒。但肯上进的他扶持不遗余力。

记得1941年在重庆，先兄在考大学，他由驻防地去重庆，先兄去见他，他向先兄说，你考取大学，一切费用由我出。后来先兄考进同济大学，也并未通知他。忽然有一天，由伯亨大哥转来一张汇票，说是二哥给先兄的学费等用项。先父母亲因坚持子女的教育费用应当自己设法（当时尚有公费），就请伯亨大哥退回给二哥，没有收下，但是对二哥的诚意，还是很感动的。他在军中，事情那么忙碌，还忘不掉这种小事。

他在台湾收的义子，除了一个例外，都是原本不认识的。在他去职后的前三年，上面没有发放他的薪金，没有丝毫收入，要靠养鸡卖鸡蛋、卖玫瑰花赚点小钱作为生活费用，而对义子的生活及教育费也总设法维持。等到他的四个子女逐渐长大，负担日渐加重，常无法筹足子女在开学时要缴的学费及日常在校的生活费用，他从未怨天怨人。

想当年，他在“陆军总司令”位子上时，巨额的特支费都作了部属的急难救助金，没有一文落入私囊，结果却落得一个“行为越轨”的罪名。而台北家中因有不少人住在一起，所以吃起饭来，总是一大圆桌，但他限制不许额外拿钱，所以买菜的钱有限，因此，不但质不好，而常常临时有客人来，菜更不够吃，只有添菜，添的菜不是皮蛋，就是炒蛋，否则就是咸鸭蛋，因此我们背后有“三蛋”之称。我们一个同学，在那儿吃过两顿饭，后来同我说“总司令”家的饭怎么那么“蹩脚”。

在他去职时，屏东的官舍、天花板、地板都被撬开，据说银行也查过他有无存款。结果，“很遗憾的”一无所获，什么也没有查到。反是他由安徽家中带来的少许古物“失踪”了，至今没有下落。他自己家中本很富有，不是他自己富有。我只记得他后来笑笑地说了一句：“我有什么给他们查？”

记得在天气炎热时，他洗完澡后，常因只有少数家人在座，就只穿条短裤，披个大毛巾，坐着同我们聊天，有时就叫我们姐妹哪一个替他背后搔痒。每当我看到他背上在淞沪抗战时遗留的一个子弹旋转进去形成的像小石头投进水里去的那漩涡，那么扭曲，那么深，不禁感慨万千。命差一点要送掉，而“官”虽做得那么大，但做得缩手缩脚，成天被人董（？）言中伤，又说全倚仗美国人的势力，这种“官”做得有什么意思？而他平日在言谈中，对美国人的批评，在公事上，他对美军上下级区别之严，对美军人士遵守规律要求之严格是众所皆知的。就因他是留美军校出身，而被蒙上倚仗美国人势力是最令人不平的。所以他曾私下说：“我尽量避免同美国人有私人交往，绝不倚仗外人势力，那是无耻的。”他只忠于职守，爱自己国家，不过，有时“恨铁不成钢”而已。而抗日战争初起，在淞沪保卫战中，他受了13处枪伤被抢救到医院，昏迷不醒，三天后醒来，他印象里只有“老爹（他父亲）”，每日几次喂他吃药（当然是护士喂的），别的什么也不知。由此二点，可以看出在他脑中只有中国的传统道德“忠”与“孝”。

再说，在他“辞职”前约三个月的样子，好几次二嫂都掉眼泪同我说：“有人要你二哥的命。”二嫂伉俪情深，当然为之担心不已。当时美军尚在台，二哥常因公去机场接送美方客人，或上美军舰开会或做什么的。老实说，有的是机会逃命。但他绝未作此想。他曾说过“我问心无愧，没有做过对不起什么人的事，我为什么要出走？一个人的民族气节要紧。”那几个月，他神情如常，看不出有何异样，倒是二嫂心焦如焚，日夜不安，但也无可奈何。

事发约一周后，门口的卫兵，开始限制闲杂人进出。看二哥神情如常，就是不像平常一见面嘻嘻哈哈地叫“小萝卜头”，而是很严肃地说：“你们还是少来，对你们不太好。”但从来也没有看出他与以前有什么多大不同，只是沉思的时候比较多一点，后来才知道他在担心那些被他牵连的人。有一天，九人小组开会，他奉命去答话，我们陪二嫂在家等他回来，想着外面的风风雨雨，心忧如焚。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没事人一样，我们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在九人小组会场外面等待时，睡了一觉。我们惊讶他怎么睡得着的，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事，怕什么，在等的时候很无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他平时就有随时能睡、随时能醒的习惯，不想在这种生死关头还是一样。

他常夸耀他的睡觉本领，就是站着也能睡几分钟。在战场上，任战事再紧张，他将一切安排好了，就能沉沉睡一下。醒来再筹划指挥，毫无影响。所以，他一生到出事为止，从没一夜没闭过眼、睡过觉（即使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也总是沉沉地睡着了）。他的睡觉本领，他的镇静功夫，有一次可不行了，就是在要不要辞职的那一夜。他本不肯自己辞职，因为他不能承认那些虚有的事，他认为有辱他的人格，但因事涉300人的性命。那一夜，他可真没睡过一分钟，他在考量是自己的人格重要，还是那些人的性命重要。第二天，他决然的在辞职书上签了名。那是他一生中唯一没有能睡着的一夜。

事后不久，被迫迁居台中，我们常去台中，有时拖他出去在附近走走。当然，除我们外，还定跟着好几个人。有好几次，碰到有人看见他，神情一怔，有些人好像要立正举手，有些人好像要点头，甚至要伸手出来的样子（当然也有一些以前常跑去他家，而现在看见却赶快低头或绕路而去的人），他总是装作看不见，头一扭，赶快走开了。更有几次，他对来人眨眨眼，走开了。事后，他总是同我们说：“我反正是这样子，我不在乎，可是不能牵累别人，让别人倒霉。”然后就会想起那些被牵累的抓进去的人，眉头深锁，半天不说话。

自开始所谓平反后，有在野党的人要见他，他不见。更有些他的老部下想要平反以前的冤狱，想要求当局补偿多年来的损失。他深感内疚，他说过，大家都因受我的牵连，身心及家人都受了极大的痛苦，个人的前途及经济更受了重大的损失，我对他们极为愧疚，但如果闹大了，使社会不安定，已经受的委屈只好算了，实在是我对不起他们。

临终前，他已神志不清多日。临终时，我未赶到，听说他最后一句话还是“还我清白”。唉，二哥，在“现代”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想不起，甚至看不起的这种无形东西，对于你还是那么重要，难怪你的后半生会落得如此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