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6至1978年的中国，历经了激荡的运动浪潮与重要的历史转折，一张张老照片串联起时代的轨迹，每一个场景都镌刻着独特的历史印记。
1966年5月1日，劳动人民文化宫，一群女青年裹着中式对襟褂子，蓝布裤扎着腰带，肩头扛着枪，脚步踩着进行曲的节奏往前赶，胳膊摆得利落，脸上是绷着劲儿的专注，把《为女民兵题照》谱成的旋律，落在了这红墙围起的场地上。
她们的装扮不见“红妆”的柔媚，反而透着民兵训练的干练：麻花辫贴在肩后，枪托垂在腰侧，连背着的布包都系得紧实。打伞的围观群众站在树影下张望，红旗在墙根处扬着边角，春日的柔与训练的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场地上拧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风貌——把诗句里的“奇志”，变成了脚下的步伐与肩头的枪。
1966年，上海东郊纺织工厂，一条挂满红旗和横幅的马路上，无轨电车线路高悬空中，12路电车曾在此穿梭往来。
成千上万的军人席地而坐，秩序井然地参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运动。靠马路两侧的两列士兵身着草绿色斜纹布军装，头戴解放帽，帽徽闪耀红星。
靠近路边的陆军士兵帽子呈深军绿色，裤子同样草绿；另一侧人数众多的空军部队则裤子为蓝色，帽子仍为草绿。他们或抽烟闲聊，或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前方，身后是忙碌的指挥者和围观的群众。
1967年的北京鼓楼大街，远处灰瓦重檐的鼓楼稳稳立在街的尽头，木质楼阁的古旧纹理裹着老城的厚重，而纵横交错的电线、高耸的电线杆从街巷两侧伸展开，悬在半空的无轨电车吊线格外醒目，这正是1958年替代有轨电车开行的7路无轨电车。
街道不算宽，却攒着市井的热络，红色的5路公交格外惹眼，作为当时北京不算多的公共汽车之一，它刚从鼓楼下发车，正往前门方向缓行；穿白衬衫、蓝布衫的行人或蹬着自行车掠过，或三三两两挤在街边的简易棚铺旁，老房檐下的红旗轻轻晃着，是时代落在繁华里的细碎印记。
1967年初秋的南京街头，朱红漆的建筑外墙撞入视线，墙面上黑字白底的标语带着尖锐的时代印记，“斗倒”“苏省委 火烧”的字样刺目，是彼时亢奋政治氛围的直接注脚。
路边立着漆成米黄的“废纸箱”，街道旁的梧桐叶刚染浅黄，初秋的风里，行人裹着洗得软塌的厚外套：有人行色匆匆，手插在衣兜快步掠过；有人结伴慢行，肩头扛着的孩童穿粉衣，小手抓着大人的头发，圆眼睛好奇地扫过墙标语；还有人围在建筑门口，身影半掩在门洞里，像是在等同伴，又像在随意张望。
1967年初秋，苏州街巷，红底黄字的“毛主席万岁”标语铺满店铺墙面，是当时亢奋政治氛围的鲜明注脚，可人们身上摞满补丁的衣衫，又悄悄露出物质匮乏的生活底色。
街边竹筐旁，两位女性低头忙碌，孩童穿着旧衣在巷间穿梭，脚步里带着市井生活的天然松弛——哪怕时代浪潮汹涌，日常的烟火气仍没被完全冲淡。
1966年，苏州杂货店，坐落于青石板铺就的街巷，旁贴红底黄字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厚重的木质柜台分别摆放着烟酒糖茶、火柴煤油、针线纽扣等。
1966年的苏州正处于“票证经济”的严格管控期，顾客购买商品需同时出示钱与票，买米要粮票、扯布要布票、购糖要糖票，连煤油、肥皂等日用品也需对应票证。
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一百万群众肃穆伫立，参加“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广场一角，几名身着绿军装、头戴军帽、手套雪白的礼兵笔直站立，守护着庄严的会场。
广场上，成千上万的解放军指战员身着白衫蓝裤的夏季军礼服，胸前佩戴黑纱，臂缠黑臂章，手持军帽，整齐列队，目光齐刷刷望向天安门城楼方向，集体向毛泽东主席遗像默哀三分钟。
1978年3月，北京全国人大第五届第一次会议期间，一位身着深蓝色中山装的妇女站在食堂厨房里，面对一群身穿白色厨师服、头戴高帽的炊事员，双手比划、眉飞色舞地演唱川剧《彝海结盟》中的经典片段。
她正是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以一曲高亢激昂的川剧绝活为大会工作人员带来惊喜与欢乐。炊事员们围在操作台旁，台上摆满大盆大碗的肉菜、鱼虾和饺子馅，大家笑得合不拢嘴，纷纷鼓掌叫好，掌声此起彼伏，厨房里洋溢着热烈而纯朴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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