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军逃兵，藏身中国长达72年，干的事足以感动全中国人

说起来有点反常识，一个日本兵，竟然在中国当了七十多年医生，还被人尊敬地叫“山医生”。

更意外的是，这人不是普通外侨，而是当年跟着侵华日军一起过来的。

真事儿，档案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他叫山崎宏，1937年9月随日军第10师团从日本冈山县出发，登陆中国。

那年他29岁，正是当兵的年纪。

可他不是战斗兵种，是个兽医，负责照料军马。

换句话说，不是冲锋陷阵的，但也跟在后面。

那时候日本宣传“东亚共荣”，不少年轻人真信了，以为是在“帮助”中国建设。

可山崎到了中国，眼见的不是“共荣”，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村子烧完了，连人都没剩下。”他后来只在日记里写过这么一句。

没有更多描述，只有一句话。

但那一年多的画面，他一辈子没忘。

1938年春天，他在山东逃了。

那晚特别黑，没星星。

他趁夜从营地溜出去，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一个旧马鞍包，里面塞了点干粮和几张纸币。

他原本想着往青岛方向走，找船偷渡回日本。

可没走几天，干粮吃完了，又不敢进村。

当时山东战事正紧，日军盘查特别严，他连夜翻山越岭，靠捡野菜和讨饭过活。

走到济南的时候，他已经快撑不住了。

那是1938年3月底。

他记得特别清楚，是一个老婆婆给了他一碗热粥，还塞了个玉米饼。“你不像鬼子，鬼子不饿。”那老婆婆说完就走了，没要他一分钱。

他那时候才明白，这些被侵略的人，反倒比他的同胞更有温情。

他开始犹豫：回国，是不是就意味着什么都没发生？他觉得不对劲，觉得自己得留下来，做点什么，哪怕只是看几个病、救几个孩子。

济南那年战后恢复得慢，到处是缺衣少药的情形。

山崎靠着兽医经验，慢慢学会给孩子治病。

那会儿叫“儿童疳积”其实就是营养不良，他用最土的办法，熬山药汤、调理肠胃，居然治好了不少。

他不敢用真名，就在门口挂了一块牌子：“儿童小病诊疗”。

诊所开在芙蓉街口的一个小屋子里，连窗子都是糊纸的。

有人看出来他不是本地人，问起，他就说“老家在东边”。

谁也没多问。

1943年，一个逃难到济南的女子带着孩子来看病。

她姓林，丈夫在战乱中失踪了。

两人因病结缘，后来成了家。

婚礼很简单，只有五六个邻居作证。

那年他改口叫自己“老山”。

他从没对妻子提过自己的身份。

直到70年代中日建交以后，两国关系缓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儿子在家里找到了一本日文笔记，才知道父亲原来是日本人。

1976年，山崎宏回了趟日本。

那次是他哥哥临终前托人找到了他。

他回到冈山县老家，见了亲人，也见了家门口早已改建的稻田。

他哥哥留给他一份工作安排，是本地一家兽医站的职位。

他只待了三周。

走之前跟家里人说：“我在中国还有病人。”

回到济南后，他开始定期义诊。

每周六日，诊所免费开门。

他不挂号、不收钱，哪怕只是咳嗽、发烧，也认真看完。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只说了一句：“以前欠的。”

诊所门口有一张老藤椅，是他自己编的。

他喜欢坐在那儿晒太阳，给孩子听诊的时候动作特别轻，从不让孩子哭。

他说：“小孩子是最不该受苦的。”

他从不主动谈战时的事。

有一次，有个医学系的学生问他：“你后悔来中国吗？”他沉默了很久，说：“那不是我来中国，是军队带我来。

我留下来，是我自己决定的。”

2010年12月1日，山崎宏在家中去世。

头一天他还在诊所坐诊。

诊所墙上挂着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穿着旧军装，站在一匹马旁边。

他临终前留下遗嘱：把遗体捐给医学研究，不办丧事，不立碑。

山崎走后，街坊邻里自发在诊所门口放了几束白花。

有人在门口贴了一张纸条：“山医生走了，我们的孩子却少病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他“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