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三个好友：一个被他送进战犯管理所，还有两个把他推上绝路

1946年3月的一天，重庆的电讯室里，一封电报静静地躺在桌上，迟迟没有发出。

电文不长，但其中那句“煮豆燃萁 相煎何急”，在那个节骨眼上，分量太重。

发电人是戴笠，收电人是蒋介石。

而扣下这封电报的，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毛人凤。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封电报，可能是戴笠人生的最后一张牌。

前一天，戴笠刚从杭州返回南京，准备搭乘军机回重庆。

可是那架飞机，最后坠毁在岷山，戴笠当场身亡。

官方说是天气原因。

可再回过头来看那封没发出去的电报——就显得说不清楚了。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绕，但关系不小。

得从头说起。

戴笠是黄埔六期出身，虽然比不少政坛老将晚了几年入行，但靠着胆识和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很快在国民党的特务系统里站稳了脚跟。

他管的军统局，表面上是情报机构，实际权力比很多军区还大。

机构遍布全国，甚至海外都有线人。

可也正因为权大，引起了不少人的忌惮。

那几年，戴笠手里不仅有人，还有枪。

他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忠义救国军”、“别动队”这些武装单位，名义上是反共，实际上很多时候连地方政府都不敢惹他的人。

蒋介石虽说信任他，但也不可能完全放心。

尤其是戴笠手下的情报人员，很多是从共产党、地方军阀甚至日本特务系统里“拉”过来的。

这里面就包括文强。

文强，黄埔四期，比戴笠早两年入学，资历上是他的“学长”。

早年参加南昌起义，在川东做地下工作，后来因为意见不合脱离中共组织，辗转回到国民党阵营。

那时候他正走投无路，是戴笠亲自出面，通过程潜把他请到南京，安排进军统。

说起来，戴笠对文强是真的不错。

不光在军统里给他安排实职，还和孙连仲、胡宗南一起联名保举他升中将。

那会儿戴笠自己还只是个少将。

文强也确实感激他。

两人经常私下深谈，连戴笠自己都说：“你是我念观兄，你资历比我老，说句实话，我能有今天，也靠你不少。”

可惜，这份兄弟情最后没能保住彼此。

文强后来在战后被新政府关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成为“特赦1959”中的代表人物。

而戴笠，那封电报没发出去之后，没多久就坠机身亡。

文强在《口述自传》里提到这件事时，说了句很重的话：“他是死不瞑目的。”

那封电报怎么没送出去？毛人凤是怎么决定把它扣下的？这事儿到今天都还是个谜。

毛人凤是戴笠的老部下，也是浙江同乡。

两人早年在复兴社就认识，关系一直很铁。

可到了1946年，情况不一样了。

那时候，蒋介石对军统已经有所警惕。

内部传言，蒋有意“整顿情报系统”，甚至考虑将军统并入国防部情报局。

戴笠也察觉到了风声，才打算以“出国考察”为由暂避锋芒，等局势缓和再回来。

他让文强帮他写电报，措辞恳切，情绪真挚。

可毛人凤看了之后，觉得这电报“太露骨”，怕蒋介石误会，于是就扣了下来。

后来毛人凤自己说：“我只是建议删掉‘煮豆燃萁’那句，没想到他就出事了。”但那时候戴笠已经不在了，再说什么也晚了。

毛人凤最后接管了军统，但他再也没能达到戴笠当年的地位。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胡宗南。

胡宗南原本是戴笠的“政治盟友”。

两人暗中结盟，还拉了汤恩伯一起，在洛阳开了个小会，三人拟定了“共扶危局”的策略。

那次会议，胡宗南还即兴写了首诗：“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

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听上去像是兄弟齐心，其实暗藏杀机。

这首诗后来传出来后，蒋介石大为震怒。

什么叫“乾坤入掌”？掌的是谁的乾坤？那时候蒋经国刚从苏联回国，蒋介石正着手培养接班人。

这种话，怎么能容？

汤恩伯据说后来是去日本治病时被毒死的，胡宗南虽然没死，但在台湾也被边缘化了。

而戴笠，死得最早。

飞机失事那天，天气确实不好，但那架飞机是军统自己的，他的专机。

他不坐民航，也不坐空军，专挑军统的内部交通工具。

结果偏偏在那天失事了。

尸体运回南京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厚葬。

可整个军统系统，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主管了。

谁都没再提那封电报。

谁也没再写那样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