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转业到高校工作，在招生时，我给一位大校牵了线

1972年12月，我应征入伍，在部队，我工作和生活了十年，到1982年12月，我转业到某高校的招生办工作。从1983年开始，到1996年结束，在这十三年里，我一直承担着该校暑假到外省招生的任务。

在八九十年代，招生可是个苦差事，录取开始的那些天，我们这些招生老师忙的都没时间吃饭，甚至还要通宵加班，去阅读核对考生的档案、专业和考分排序，有一点差池，问题就很大。

在这13年的招生经历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1年在山东招生那次。

山东是我的老家，当来到山东，听到那熟悉的家乡话时，我就有一种想为这块土地上的乡亲们办事的愿望。但招生，并不是仅凭愿望就能办的事。

在当时，山东是高分省。从决定我去山东招生开始，一位济南部队的干部就打来了电话（电话号码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但这，对招生人员来说，并不奇怪），在电话里他说，他孩子的第一志愿就是报考的我们学校，而且考的分数还不低。

那年因为我们学校在山东招收的学生多，一共要去三位招生老师，但并不是一起，而是分头出发，到点集合。我是第一个到的，刚到，我就遇到了这位老兄（师职干部，大校军衔），比我早两年当兵。见面刚寒暄几句，他就把我拉上了车，说住处已经准备好了。我当然不能住，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明说。

我们50年代出生的，要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有人说，孩子高考，就像买房和买车，都是盼了好多年，但事到临头，却摸不着头脑（当时高考是考试前就报学校）。他也属于这种情况，并且有点盲目乐观，认为自己孩子的考分没什么问题。而今天这样做，也只是想和招生老师拉拉关系，套套近乎，盼着能早一点把消息传出来，他笑着对我说，孩子的爷爷奶奶都在盼着孙子的“喜报”呢。

中午吃饭时，他直率的说：“黄老师，你别担心，我知道分寸，也不会让你搞小动作。你看到孩子的档案调到手后，给我打个电话，这就够了。”按说，帮这个忙并不难，那时已经有了手机，打个电话也很方便。但多年的经验，还是让我提醒他：“我帮这点忙没问题，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情况需要进去才能知道，有什么意外和变化，谁都说不准。”中午吃完饭，我当然没有住他安排的地方，直接进了招生大楼。

结果还真的出了意外，我一调档，发现根本没有他孩子的档案，差了将近一个分数段（10分），那年山东考分出奇的高，而我校生源又出奇的好。我第一时间把情况告诉了他，算是尽了我的义务。

但几个小时后，他竟然进了招生大楼。毫无疑问，他肯定托了很硬的关系。见到我，他满脸通红，无话可说。但我很忙，眼前的工作一大堆，也无心寒暄，只能对他表示遗憾。可几分钟后，我不经意间发现，他正躲在一个墙角，用头不停的撞着墙，那种急切的样子，让人看了很不是滋味。

于是我走上前安慰他：“一本不行，还有二本，孩子反正有学上，你何必着那么大的急。”听了我的话，他说：“事情都怪他，孩子的爷爷也是位老军人，病重正在住院，他把话说得太满，说孙子到北京上大学肯定没问题。结果却落空了，他怕老人知道后，病情会加重。”说话间，他额头大汗淋漓。

听了他的话后，我也只能无奈叹气离开。但人，有时候真是要相信缘分。当天晚上，住我们隔壁的一位北京的女老师，跟我们在同桌吃饭时，聊起了生源情况（她所在的学校也是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她苦笑着说，他们学校今年在山东的情况不好，第一批投档，生源不够，正在等退档的第二志愿。

听了这位女老师的话，我立刻想到那位撞墙的老兄，于是我就问，要不要调剂生？她说，高分可以考虑。我说，那你给帮个忙。然后我就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说完后，这位女老师表示，分不低，可以先把档案调来看看。我看有戏，于是我立刻给那位老兄打了电话，但让我惊讶的是，我打完电话没过几分钟，他就到了。一番寒暄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就没离开过这座大楼。

线被我牵上了，他也就像见到了救星。第二天下午，这位老兄跑来给我们送饮料。说话间，他喜形于色，说那位女老师真够意思，孩子今天上午已经被录取了，专业也很满意。说完之后他笑了笑，又接着说他已经准备好车，要亲自陪同那个学校招生的两位老师游玩，先拜孔庙，再登泰山。

听完他的话后，我也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