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言词证据组合载体的构建：基于朱勇辉律师观点的启发和思考

刑事言词证据组合载体的构建：基于朱勇辉律师观点的启发和延伸思考

本文作者：张德山

在近期举办的“刑辩十人论坛”上，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勇辉律师发表题为《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取代讯问笔录作为证据的可行性探析》的主旨发言，直指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言词证据固定环节的笔录依赖困境，系统阐释了同步录音录像在言词证据固定中的独特优势与应用价值。该发言所蕴含的深刻理论洞见与实践指引意义，不仅引发法律实务界与学术界对言词证据载体形式的广泛研讨，亦为笔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正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核心目标是实现庭审实质化，让法庭成为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的中心。在此背景下，笔者在朱勇辉律师“以同步录音录像取代讯问笔录作为证据”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认为，无需完全否定笔录的价值，可构建“同步录音录像+笔录”的组合载体模式固定言词证据；同时，民事诉讼领域关于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要求与采信规则，对完善这一组合载体体系具有重要参照意义。基于此，本文立足该延伸思考，围绕“参照民事证据规则构建刑事言词证据组合载体的合理性”“具体构建路径”两大维度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为刑事言词证据载体体系的优化完善、助力“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与庭审实质化实现提供理论参考。

朱勇辉律师的核心观点所带来的首要启示在于，讯问(询问)笔录并非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的唯一合法载体，且其单一载体的局限性亟待通过更科学的载体形式弥补。笔者进一步认为，这种弥补方式并非以同步录音录像完全取代笔录，而是构建“同步录音录像+笔录”的组合载体模式。在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笔录长期处于言词证据固定的核心地位，甚至被默认为言词证据的“唯一标准载体”，这一认知与实践模式存在显著局限性。从证据本质属性来看，笔录的核心功能是对言词陈述内容进行文字转译与固定，其本身并非言词证据的本源形态，但不可否认的是，笔录具有文字表述清晰、查阅便捷、要点突出的优势，可作为言词证据的辅助梳理载体。相较于笔录，同步录音录像在还原言词陈述真实面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其一，同步录音录像能够完整记录言词陈述的全部内容，避免笔录制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信息遗漏；其二，同步录音录像可客观捕捉陈述主体的语气、神态、肢体语言等动态要素，以及讯问(询问)双方的互动过程，此类信息对于判断陈述内容的自愿性与真实性具有关键佐证价值。二者组合能够实现优势互补，更全面地保障言词证据的真实性与可用性。

反观传统单一笔录载体，其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地融入侦查人员的主观认知与文字加工，可能因理解偏差、刻意筛选等因素导致记录内容与客观陈述存在偏差，实践中“笔录内容与实际陈述不符”“关键信息断章取义”等问题频发，本质上均为笔录单一载体局限性的具象化表现。更为严峻的是，部分案件中存在的笔录制作不规范、甚至违法制作笔录等情形，严重侵蚀了言词证据的合法性基础，对司法公正的实现构成潜在威胁，也与“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下庭审实质化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核心诉求相悖。据此，打破“笔录唯一论”的认知桎梏，确立“同步录音录像+笔录”的组合载体模式，既吸收了朱勇辉律师所强调的同步录音录像核心优势，又保留了笔录的辅助价值，是回归证据真实性本质的必然要求，更是契合“以审判为中心”改革导向、助力庭审实质化实现的关键举措，亦是对朱勇辉律师核心观点的合理延伸与实践优化。

在确立“同步录音录像+笔录”组合载体核心地位的基础上，民事诉讼领域关于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要求与采信规则，为刑事言词证据组合载体体系的优化提供了直接且可行的参照范本。民事诉讼制度对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秉持“直接言词为原则、替代形式为补充”的核心逻辑，这与朱勇辉律师强调的“同步录音录像核心价值在于还原客观真实”的理念高度契合。具体而言，民事诉讼明确将证人到庭作证、接受法庭及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询作为证人证言的最佳证据形式，其制度初衷在于通过面对面的对抗性质证，充分检验证言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这一核心逻辑完全可迁移适用于刑事诉讼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仅当证人存在重病、远居境外、不可抗力等客观且不可归责于自身的原因无法到庭时，才允许以替代形式提交证言，且严格要求附带完整的作证过程记录，确保证言的原始性与可核查性——这一补充规则为刑事诉讼中“同步录音录像+笔录”组合载体的构建提供了直接参照：同步录音录像对应“完整的作证过程记录”，保障证言原始性；文字笔录对应“证言核心内容梳理”，兼顾查阅便捷性，二者共同构成无法到庭情形下的合法言词证据形式。

民事诉讼的上述证据规则逻辑，对刑事诉讼领域具有充分的适配性，亦与笔者所主张的“组合载体优化言词证据固定”的理念相契合。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证人出庭率偏低的问题较为突出，大量未经当庭质证的书面证言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导致证言真实性、可靠性缺乏有效检验，增加了案件事实认定的出错风险，也制约了“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庭审实质化的推进成效。相较于民事诉讼对证人证言证据形式的严格要求，刑事诉讼对言词证据载体的规范尚有完善空间。因此，结合朱勇辉律师的核心观点及笔者的延伸思考，刑事诉讼领域应明确构建与优化言词证据的证据形式体系及组合载体要求，以契合庭审实质化的核心需求：其一，确立“证人到庭作证”为证人证言的最佳证据形式，明确强制出庭作证的适用范围与例外情形，要求证人必须出庭接受法庭及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通过当庭质证强化证言真实性的审查判断，回归“直接言词原则”的本质要求，这是实现庭审实质化的核心要义；其二，对于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到庭的证人，强制要求提交完整的询问同步录音录像，同时附带基于录像内容制作并经证人核对确认的文字笔录，形成“同步录音录像为核心、笔录为辅助”的组合证据形式。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组合证据形式具有重要的过渡与补充价值——既是此前刑事诉讼法推进证据全面出庭过程中的过渡阶段，能够兼顾当前司法实践中出庭率不足的现实困境与证据真实性保障的核心需求，为庭审实质化推进奠定基础；亦是未来刑事诉讼法全面要求证据出庭作证后的补充形式，可对确因客观障碍无法出庭的情形形成有效兜底，确保庭审实质化不受客观条件制约。该模式既能依托同步录音录像保障证言内容的原始性与客观性，又能借助笔录实现要点梳理，兼顾诉讼效率与质证便利性，为法庭调查与辩论提供扎实的证据支撑。将这一体系延伸适用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固定环节，同样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以同步录音录像完整记录供述形成过程，配套制作经供述人核对确认的文字笔录，二者相互印证、补充，既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又能为庭审中供述证据的质证提供扎实基础，从源头上降低翻供率，提升案件办理质量，助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落地见效。

将上述理论思考转化为实践成果，核心在于构建“同步录音录像为核心、笔录为辅助”的刑事言词证据组合载体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需从三个维度推进，亦是对朱勇辉律师观点的延伸落实。其一，明确组合载体的法定证据属性。应通过立法修订或司法解释完善的方式，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笔录”为言词证据的法定组合载体形式，其中同步录音录像为核心证据载体，笔录为辅助证据载体；要求侦查机关对所有讯问(询问)过程进行全程、无间断、全面录制，严禁选择性录制、剪辑、修改录像内容，同时基于完整录像内容制作客观、准确的文字笔录，确保二者内容一致；强制要求同步录音录像与笔录一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同时保障辩护律师对二者的查阅权、复制权，为后续的证据审查与质证提供基础保障。其二，规范组合载体的制作与管理标准。应出台专门的规范性文件，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的技术参数、设备要求、存储管理流程，以及笔录的制作规范、核对确认程序等内容；例如规定录制设备的分辨率、帧率标准，明确录像资料的加密存储与异地备份要求，细化笔录制作需完整反映陈述原意、经陈述人逐页核对签字确认等要求，确保组合载体的合法性、完整性与客观性。其三，完善组合载体的审查规则。应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未按规定制作同步录音录像或笔录，或二者内容存在实质性矛盾且无法合理解释的，相关言词证据原则上不具有证据能力；审查时应以同步录音录像内容为核心依据，结合笔录要点进行综合判断，形成以同步录音录像为核心、笔录为辅助的言词证据审查模式。

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目标在于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而言词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类型，其载体制度的科学与否直接关乎司法公正的实现效果。当前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核心要义便是实现庭审实质化，让证据在法庭上得到充分质证、事实在法庭上得到准确认定。朱勇辉律师关于同步录音录像取代讯问笔录可行性的探讨，为刑事言词证据载体制度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与理论支撑。笔者所主张的“同步录音录像+笔录”组合载体模式，是对朱勇辉律师核心观点的合理延伸与实践优化——既充分吸收了同步录音录像保障真实的核心优势，保留了笔录的辅助价值，更明确了其作为证人全面出庭过渡阶段与未来出庭作证补充形式的定位，契合刑事诉讼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更精准适配“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与庭审实质化的核心要求。这一模式能够有效弥补传统单一笔录载体的局限性，提升言词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为庭审实质化提供坚实的证据保障，同时推进司法公开、强化权利保障、防范冤假错案。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对该组合载体模式的研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推动刑事言词证据载体体系的法治化、规范化发展，以制度创新助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保障司法公正全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