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两位可靠的干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凌晨，北京城还在薄雾里打着瞌睡，长安街的路灯却通宵未熄。就在前一夜，最高层刚刚完成了一桩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惊险行动，知情者寥寥。
外界听不见风声，是因为两座关键阵地被提前牢牢掌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人民日报社。若这两张“喉舌”失守，信息一旦被歪曲，苦心布局很可能前功尽弃。
筹划此举的，是彼时年逾七旬的叶剑英。老帅眼光凌厉，深知舆论阵地一刻不可失手，却也知道挑人更难。于是，他在9月下旬便把名单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郑重呈给华国锋：耿飚、迟浩田。两人得用，不容更改。

为什么是他们？先说耿飚。外号“耿大胆”，从红一方面军走到抗美援朝，既打得了仗，又谈得了外交。六十年代末，他在阿尔巴尼亚当大使，回国后又到中联部管“外事”，消息灵、手脚快。叶帅与他同甘共苦已三十年，知根知底。
更重要的是，耿飚有一副特有的老练“外交腔”。那时广播站里鱼龙混杂，既有老兵，也有刚从社会招来的技术员。要让大家在极短时间里心悦诚服地听命行事，既要摆得平人，也要守得住机密，外交官的老辣与将军的硬气缺一不可。
迟浩田的履历同样不寻常。别看他是北京军区的副政委，谁能想到早在七十年代初，他就曾被借调到解放军报社当副总编辑。军中威望加上对办报流程门儿清，这个组合让叶帅底气十足。

十月六日晚上八点零五分，耿飚家里那部红机电话闪出绿灯。接通后传来一句低沉的话音：“是我，国锋。马上到怀仁堂。”简单七个字，没有寒暄。耿飚只回了一个“好”字，抓起军大衣就往外冲。
九点半，他抵达怀仁堂西侧偏厅，看见叶剑英与华国锋并肩而立。叶帅抬眼，声音极轻：“中央广播事业局交给你，今晚务必稳。”耿飚点头，顺手摸摸腰间，空空如也。华国锋递上一行字，一张手令，白纸蓝字，落款“华国锋”。
十点一刻，耿飚带着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和十名警卫乘吉普直奔复兴门外广播大楼。楼里灯火通明，守夜编辑不敢多问。耿飚亮出手令，叫局长邓岗把领导班子通通请来。门口两名战士上岗，走廊里再无嘈杂。此后十日，耿飚鞋不脱、袜不换，累极便靠墙眯一会儿。电台正常播音，外界只道一切如常。

另一头，迟浩田在唐山救灾指挥部里刚从余震废墟下抬出伤员，电话急促响起。“老迟，马上回京。”叶帅语气硬，说完即挂。当天深夜，军用直升机把迟浩田送到南苑机场。二十分钟后，他进了人民日报社后门。
迟浩田的办法更干脆。先找来保卫干事交代警戒，再把报社原领导集中到会议室。屋里静得能听见钟摆晃动，他敲两下桌子：“从此刻起，这里由工作组负责。散布谣言者，军法从事。”短短一句，先立规矩，再谈工作。老编辑们私下嘀咕：“这位副政委脾气不小。”可是报纸第二天依旧准点发行，没有半点漏洞。
值得一提的是，耿飚与叶帅的渊源深厚。早在一九四六年，他们就同在北平的“军调部”拆过国民党埋下的窃听器。那次，耿飚掀开地毯，剥出麦克风，弄得对方下不来台。从那以后，叶帅认定这人靠得住，危急时刻能顶得上。
而迟浩田的“文官”经历，则让叶帅常笑他是“写文章最好的将军”。解放军报社两年磨炼，他练出一双能嗅出稿件问题的鼻子。华国锋问叶帅：“人民日报这么大摊子，他行吗？”老帅摆摆手：“不行也得行，迟浩田不会让我丢人。”

十月二十四日，北京街头陆续贴出公告，新华社发布通稿，中央决定成立新的新闻宣传领导小组；八百里外的基层连队也在收听电台。那条熟悉的女播音员声音平稳无波，却意味着风向已经彻底转换。
一个月后，耿飚向中央递交书面报告，字句简洁：广播、电视已完全受控，思想稳定，无泄密。随后他调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继续在国际舞台周旋。再过一年，迟浩田奉调总参，换回了戎装。两人都没再提那十余天的细节，连回忆录里也只寥寥数语。
历史留下的，是一行行电波与铅字背后那晚的暗流涌动。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却没有胜利的喧闹，只有夜色中几声短促的军号——那是两位老兵确认彼此平安的暗号，也是叶剑英挑人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