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万历，48年盛世背后的帝王心术与生存智慧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传统史观常将“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归咎于其晚年怠政，但深入剖析万历一朝的治理逻辑与历史细节，明朝的灭亡归结于万历，实在有失偏颇。

骂万历毁掉明朝的调子不外乎万历是个浪费钱的败家子，把国库当成个人享受的钱袋子，无穷无尽剥削老百姓，导致最后他孙子朱由检连军费都发不出来，所以导致大明在满清和农民军的前后夹击之下崩溃掉。

万历修建定陵耗银800万两，相当于全国两年田赋；膳食开支巨大，一年花费29万两白银在餐饮上，光禄寺一度无银可支；宫廷婚丧典礼耗费惊人，皇子婚宴超千万两。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积累的国库储积。派遣宦官充当矿监税使，以开矿征税为名横征暴敛，二十年间搜刮白银甚巨。工商业遭破坏，民变蜂起（如武昌、苏州、临清等地），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不断向内库（皇帝私库）传索帑金，将太仓银库（国库）收入大量转入内库；挪用太仆寺的马价银等专项经费。赏赐福王朱常洵田产四万顷（后经交涉实授两万顷），其婚礼、府邸修建花费巨大；宗室禄米开支恶性膨胀。

综上所述，不过是花钱、花钱、花钱。但是我们究其根本，发现万历确实是花掉了张居正的存银，确实剥削了工商业，确实也赏赐福王巨大，增加了宗室开销。但是自始至终，我没有发掘到一件万历剥削农民的措施！他所有的手段全部是针对工商业者，准确的说，是大肆收工商税！而且万历也不是隋炀帝、秦始皇那种大搞工程的，万历年间除了三大征花了大钱，没有一项治河、修城的大支出。你说修了一座陵墓那不是一个帝王的正常开销嘛？就能把国家搞垮了？

万历没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事迹，在他的后半生由于疾病缠身，长期难于视朝，因而颇多非议。如果据此断定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是一个昏君，那也未免太过于简单粗暴了。虽然万历后期明朝呈现走下坡路的趋势，但是总体上依然是国泰民安，堪称盛世的一段时间。

万历八年，福建试点成功后全国清丈田亩新增140余万顷，财政状况大幅改善。亲政后，万历独立主持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史称“万历三大征”），均取得胜利。宁夏之役平定蒙古人哱拜叛乱，播州之役镇压土司杨应龙，而最具战略意义的是朝鲜之役（1592-1598年）。面对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万历力主跨海作战，派遣李如松、麻贵等将领援朝，最终击退日军。此战不仅维护了东亚宗藩体系，更使日本“三百年片板不敢下海”。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征军费均由内帑和太仓库足额拨发，战后国库仍有存银。例如平播战役耗时数月，国库仅支出一百余万两，可见万历对财政的精打细算。与后期崇祯朝军费透支相比，万历的审慎调度凸显其治国能力。

和大家想象的不同，入清后的明朝遗民，也是配合编修明史的那批人，对万历帝最大的指责是：没能任用他们这些名节之士，过分信任太监，为天启、崇祯年间的党争埋下了祸根。而正因为党争才导致了崇祯在位期间政局失稳，应对自然灾害不力，对流民抚慰失当，中央财政没能托底，导致一损俱损，彻底玩完。

遗民丁耀亢写的《古井臼歌》曾赞叹万历在位四十八年，物价不贵，家家户户都过得安稳，大白天还能睡个午觉。《樵史演义》也大篇幅夸奖万历年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乱离见闻录》也说，自己出生在万历四十六年，那时努尔哈赤已经起兵反明了。父母二十三岁，一斗米二十钱，一斤鱼两钱，一斤肉、一只鸭钱六七文，一斗盐钱三文。这个价格老百姓完全过得其乐融融了。

谈迁在《国榷》中也大赞，虽然清代明，但是无论朝野吏民，都怀念万历的宽政时代。甚至连顺治皇帝也下旨说过，他认为万历朝的政治还是好的，明朝就是灭亡于天启、崇祯年间的加税、摊派和政局紊乱。针对矿税的问题，首辅叶向高也写文骂过万历，为什么要收矿税？还写了一篇《请止矿税疏》，万历是如此回答的：不忍加派小民，国家又要打仗，所以要征收工商业的税。万历的目的很明确，不要动农民的利益，农民是基本盘，不从田赋上搞钱，而是专挑盈利大的工商业收税。这就严重侵犯到了东南士绅的利益，他们通过工商业、海外贸易聚拢大量的货币财富，需要一个投资的渠道，就是大肆兼并农业田地，成为大地主。万历的税收政策影响了他们的收入，遏制了兼并土地的烈度，自然要遭到极力反对。

而执行万历的收工商业税的助手，自然是皇家的忠实奴仆——太监群体了。所以，到了天启、崇祯上台，他们在东林士大夫的蛊惑下，逐渐打垮、压制了太监群体，处死了魏忠贤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最后获得了什么？花光了万历积攒下来的一千万两白银修建的辽东防线不堪一击，都成了腐败攻城，连年失地失城，怎么办呢？他们没有万历的治国理念，只能按照张居正的改革措施，按照册子进行加派，向升斗小民加派，向经济最薄弱，最不堪一击的农业领域加派，这就是“三饷”。

天启还算接受过一点帝王教育，在短暂的七年执政期间，虽然以做木工自娱，但内心是明白的。他放手让魏忠贤与文臣斗法，就是企图控制住国家的财税不要被这帮蛀虫把持。他想要收回盐税和铸币税，拍卖盐引，结果又受到士大夫的抵制，最后不了了之。

等到天启帝忽然驾崩，崇祯帝登基，这个被士大夫教育傻了的信王，上来就把乃兄乃祖的改革进程中断，废除了商税。没有地方搞钱，只能从田赋上加派。就晚明那个生产条件，田赋能搞多少钱出来？再加上饥荒、自然灾害，小冰期加持，连田都没人种了，自然财政就入不敷出了。

万历十四年后，其因“足疾”与“头晕眼黑”长期不上朝，被诟病为“怠政”。然而，1958年定陵考古发现其腿骨病变，证实足疾并非托词。尽管不临朝，万历仍通过谕旨批阅奏章、任免官员。据《明实录》记载，万历三十一年与四十六年的人事调动涉及地方官、武将乃至锦衣卫诰命颁发，证明政府机器仍在运转。他对官僚集团的疏远实为一种制衡策略：一方面减少言官党争的干扰（如南京官职空缺），另一方面保护实干官员（如熊廷弼），避免文官集团过度干预军事。这种“懒政”本质是选择性放权，以维持皇权对核心事务（如军事、财政）的掌控。

万历的财政政策是注重基本盘稳定，农业税赋较轻，而通过矿监、税监征收商业税（如船舶税、印刷税）充实国库。此举虽激起士绅不满，却避免了底层农民破产。至万历去世时，国库存银达千万两，相当于明朝五年农税收入，为后世留下雄厚储备。

万历的治国风格早期励精图治，中期以最小成本赢得军事胜利，晚期则以消极姿态规避官僚内耗。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评价“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与崇祯帝频繁更换内阁、强推“五年平辽”相比，万历的“羸马勿驰”策略更显老成。虽然万历的个人缺点（如沉溺酒色）不容回避，但其整体执政成效——包括经济繁荣、疆域稳定、财政盈余——足以证明其应位列明朝帝王中的前列。

万历皇帝的形象长期被文官集团的话语权与“国本之争”的道德批判所遮蔽。从实际治理看，他并非懒政亡国的昏君，而是一位深谙权力平衡、注重实际成效的统治者。其执政逻辑在于以最低成本维持帝国稳定，而非追求宏大却虚耗国力的目标。这一特点使他在明朝十六帝中，成为仅次于洪武、永乐的有为之君。

所以说，让明亡的黑锅应该就是天启、崇祯两兄弟瞎胡闹干的，真不应该让他爷爷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