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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考古发现,还原她的权谋与才情2013年8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地,推土机的轰鸣声里,考古队的例行勘探意外挖出了一座唐代砖室墓。
这座墓毁得相当彻底,券顶全塌,四壁最高处只剩1.3米,棺床被连根铲平,随葬的东西一件没剩。
一开始没人觉得这墓有多特殊,直到一块74厘米见方的青石墓志从盗洞缝隙里被发现,志盖上“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九个篆书字,让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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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居然是那位被史书记成“淫乱宫闱”的上官婉儿的墓,这块幸存的墓志,成了破解上官婉儿人生谜团的关键。
墓志正文982字,用的是唐代宫廷书家最擅长的欧虞体楷书,字字都挺拔有力,行文风格却极尽褒美。
本来想从这墓志里找找史书中说的那些“私通”“男宠”的记载,但后来发现,里面压根没提这些字眼,只明确写了两段“婚配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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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里的官方定论,两次名分之约,无关风月
第一段是677年,上官婉儿十三岁的时候,被封为高宗李治的才人。
这可不是什么正经的妃嫔名分,学界普遍认为,这就是武则天为了把这个有才华的小姑娘留在身边,给的一个“编制”而已。
唐代的才人是五品女官,主要负责文书辅助和一些礼仪相关的工作,并非单纯伺候皇帝起居,上官婉儿也没有任何子嗣记录,这更能说明这个“才人”身份的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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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是705年神龙元年,唐中宗李显复位后,41岁的上官婉儿被封为昭容,品级升到了二品。
昭容属于唐代后宫九嫔之一,地位不低,但墓志和正史都明确记载,她“专掌制命,不侍寝”。
也就是说,这个职位更多是给她的政治权力背书,她真正的工作是起草诏书,相当于当时的“内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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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墓志里写着她“谏韦氏之奸,扣心竭诚”,这直接推翻了《旧唐书》里说她“与韦后朋比为奸”的记载。
很显然,正史对她的评价是有偏差的,而这份唐代官方留下的墓志,更像是给她的政治立场正了名,从墓志来看,上官婉儿一生只有这两次官方认可的“名分之约”,再无第三个封号。
可官方档案说得清清楚楚,野史里的上官婉儿却是另一副模样,综合《朝野佥载》《景龙文馆记》这些古籍和近年学者的研究,一共梳理出五个和她“过从甚密”的男性,第一个是太子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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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婉儿14岁的时候,被武则天派去东宫伴读,实际任务是监视李贤,少年才子和少女才女天天在一起讨论文章,产生情愫也很正常。
但好景不长,李贤后来被废,流放巴州,最后被迫自杀,这段感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估计成了婉儿一辈子的隐痛,第二个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昌宗。
史书记载张昌宗长得“姿容美若莲花”,婉儿和他因为都在武则天身边做事而产生暧昧,据说这事被武则天撞见后,武则天气得用金刀刺了她的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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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儿伤好后,在疤痕上刺了一朵红梅,没想到宫里人都觉得好看,争相模仿,居然形成了“梅花妆”的潮流,这事正史里压根没提,毕竟是皇室家丑,肯定要避讳。
第三个是武三思,武则天的侄儿,也是李显的表兄弟,武周后期,婉儿为了找政治靠山,和武三思走得很近,史家大多认为两人有肌肤之亲。
她还把武三思引荐给了韦皇后,形成了“婉儿—三思—韦后”的权力三角,也正是这个三角关系,激怒了太子李重俊,引发了兵变,武三思最终被斩在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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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是崔湜,出身名门博陵崔氏,长得好看,诗文也写得好。
婉儿50岁左右,开始公开找美少年当男宠,崔湜是最得宠的一个,还带着自己的三个弟弟一起伺候婉儿,被当时的人讥讽为“崔氏四少”。
崔湜也靠着婉儿的举荐,一路做到了宰相,最后却被唐玄宗流放岭南,死在了路上,第五个就是中宗李显,也就是她名分上的第二任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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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显性格懦弱,对婉儿言听计从,两人更像是君臣搭档,并没有实质的夫妻之实。
毁墓背后的政治清算,她的“身后名”成了权力牺牲品
讲完了这些感情纠葛,再回到她的墓上,考古队发现,这座墓的毁损绝对不是普通盗掘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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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砖被逐块撬起,棺床被整体铲平,连铺底的石板都被揭走了,这种破坏方式,明显是“官方毁墓”,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幕后主使大概率是唐玄宗李隆基。
710年,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直接把上官婉儿斩在了旗下,政变之后,他下诏“削其位号,毁其碑志”,彻底抹杀这个“政治不正确”的人。
本来想把墓志也一起毁掉,没料到墓志在被毁前,被工匠不小心埋在了盗洞缝隙里,就这么阴差阳错地保存了下来,给千年后的我们留下了最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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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隆基对上官婉儿的态度也很矛盾,他虽然杀了她,却又让人搜集她的遗作,编成了《上官昭容集》二十卷,这说明李隆基也承认她的才华。
可惜这部文集已经失传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收录在《全唐诗》里的32首诗,很多人都纠结于上官婉儿一生有多少个男人,但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跑偏。
唐代社会风气本来就开放,武则天自己也有父子两任丈夫,但上官婉儿和武则天不一样,她没有自己的府第,没有封户,也没有亲生子嗣,所有的封号和权力都依附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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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在复杂的宫廷斗争里活下去,就必须不断站队,不断寻找靠山,那些所谓的“男宠”“绯闻”,更多时候是她交换情报、笼络势力的生存策略。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她被“情史”掩盖的才华,她主持编纂的《景龙文馆记》,是初唐文坛最早的诗歌总集之一,她还倡议在进士科里加试诗赋,这个举措直接推动了唐诗的繁荣。
710年临刑前,她还能“从容草敕”,写下最后一道诏书,这份胆识和才情,在当时的男性官员里都不多见,说到底,上官婉儿既不是史书记载的“淫乱妖女”,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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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是一个在男权主导的宫廷里,靠着自己的才情和权谋奋力突围的女性,2013年那块重见天日的墓志,不仅颠覆了千年以来的刻板印象,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复杂的上官婉儿。
她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不是因为她和多少男人有过纠葛,而是因为她在每一次政变、每一道诏书、每一首诗里,都在努力为自己写下“我不止是红颜”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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