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一生有多少男人？2013年其墓葬被发现，揭开历史真相

2013年考古发现，还原她的权谋与才情2013年8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地，推土机的轰鸣声里，考古队的例行勘探意外挖出了一座唐代砖室墓。

这座墓毁得相当彻底，券顶全塌，四壁最高处只剩1.3米，棺床被连根铲平，随葬的东西一件没剩。

一开始没人觉得这墓有多特殊，直到一块74厘米见方的青石墓志从盗洞缝隙里被发现，志盖上“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九个篆书字，让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居然是那位被史书记成“淫乱宫闱”的上官婉儿的墓，这块幸存的墓志，成了破解上官婉儿人生谜团的关键。

墓志正文982字，用的是唐代宫廷书家最擅长的欧虞体楷书，字字都挺拔有力，行文风格却极尽褒美。

本来想从这墓志里找找史书中说的那些“私通”“男宠”的记载，但后来发现，里面压根没提这些字眼，只明确写了两段“婚配履历”。

墓志里的官方定论，两次名分之约，无关风月

第一段是677年，上官婉儿十三岁的时候，被封为高宗李治的才人。

这可不是什么正经的妃嫔名分，学界普遍认为，这就是武则天为了把这个有才华的小姑娘留在身边，给的一个“编制”而已。

唐代的才人是五品女官，主要负责文书辅助和一些礼仪相关的工作，并非单纯伺候皇帝起居，上官婉儿也没有任何子嗣记录，这更能说明这个“才人”身份的功能性。

第二段是705年神龙元年，唐中宗李显复位后，41岁的上官婉儿被封为昭容，品级升到了二品。

昭容属于唐代后宫九嫔之一，地位不低，但墓志和正史都明确记载，她“专掌制命，不侍寝”。

也就是说，这个职位更多是给她的政治权力背书，她真正的工作是起草诏书，相当于当时的“内宰相”。

更关键的是，墓志里写着她“谏韦氏之奸，扣心竭诚”，这直接推翻了《旧唐书》里说她“与韦后朋比为奸”的记载。

很显然，正史对她的评价是有偏差的，而这份唐代官方留下的墓志，更像是给她的政治立场正了名，从墓志来看，上官婉儿一生只有这两次官方认可的“名分之约”，再无第三个封号。

可官方档案说得清清楚楚，野史里的上官婉儿却是另一副模样，综合《朝野佥载》《景龙文馆记》这些古籍和近年学者的研究，一共梳理出五个和她“过从甚密”的男性，第一个是太子李贤。

上官婉儿14岁的时候，被武则天派去东宫伴读，实际任务是监视李贤，少年才子和少女才女天天在一起讨论文章，产生情愫也很正常。

但好景不长，李贤后来被废，流放巴州，最后被迫自杀，这段感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估计成了婉儿一辈子的隐痛，第二个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昌宗。

史书记载张昌宗长得“姿容美若莲花”，婉儿和他因为都在武则天身边做事而产生暧昧，据说这事被武则天撞见后，武则天气得用金刀刺了她的额头。

婉儿伤好后，在疤痕上刺了一朵红梅，没想到宫里人都觉得好看，争相模仿，居然形成了“梅花妆”的潮流，这事正史里压根没提，毕竟是皇室家丑，肯定要避讳。

第三个是武三思，武则天的侄儿，也是李显的表兄弟，武周后期，婉儿为了找政治靠山，和武三思走得很近，史家大多认为两人有肌肤之亲。

她还把武三思引荐给了韦皇后，形成了“婉儿—三思—韦后”的权力三角，也正是这个三角关系，激怒了太子李重俊，引发了兵变，武三思最终被斩在军前。

第四个是崔湜，出身名门博陵崔氏，长得好看，诗文也写得好。

婉儿50岁左右，开始公开找美少年当男宠，崔湜是最得宠的一个，还带着自己的三个弟弟一起伺候婉儿，被当时的人讥讽为“崔氏四少”。

崔湜也靠着婉儿的举荐，一路做到了宰相，最后却被唐玄宗流放岭南，死在了路上，第五个就是中宗李显，也就是她名分上的第二任丈夫。

但李显性格懦弱，对婉儿言听计从，两人更像是君臣搭档，并没有实质的夫妻之实。

毁墓背后的政治清算，她的“身后名”成了权力牺牲品

讲完了这些感情纠葛，再回到她的墓上，考古队发现，这座墓的毁损绝对不是普通盗掘那么简单。

墓砖被逐块撬起，棺床被整体铲平，连铺底的石板都被揭走了，这种破坏方式，明显是“官方毁墓”，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幕后主使大概率是唐玄宗李隆基。

710年，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直接把上官婉儿斩在了旗下，政变之后，他下诏“削其位号，毁其碑志”，彻底抹杀这个“政治不正确”的人。

本来想把墓志也一起毁掉，没料到墓志在被毁前，被工匠不小心埋在了盗洞缝隙里，就这么阴差阳错地保存了下来，给千年后的我们留下了最直接的证据。

其实李隆基对上官婉儿的态度也很矛盾，他虽然杀了她，却又让人搜集她的遗作，编成了《上官昭容集》二十卷，这说明李隆基也承认她的才华。

可惜这部文集已经失传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收录在《全唐诗》里的32首诗，很多人都纠结于上官婉儿一生有多少个男人，但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跑偏。

唐代社会风气本来就开放，武则天自己也有父子两任丈夫，但上官婉儿和武则天不一样，她没有自己的府第，没有封户，也没有亲生子嗣，所有的封号和权力都依附于皇帝。

她要在复杂的宫廷斗争里活下去，就必须不断站队，不断寻找靠山，那些所谓的“男宠”“绯闻”，更多时候是她交换情报、笼络势力的生存策略。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她被“情史”掩盖的才华，她主持编纂的《景龙文馆记》，是初唐文坛最早的诗歌总集之一，她还倡议在进士科里加试诗赋，这个举措直接推动了唐诗的繁荣。

710年临刑前，她还能“从容草敕”，写下最后一道诏书，这份胆识和才情，在当时的男性官员里都不多见，说到底，上官婉儿既不是史书记载的“淫乱妖女”，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圣女”。

她只是一个在男权主导的宫廷里，靠着自己的才情和权谋奋力突围的女性，2013年那块重见天日的墓志，不仅颠覆了千年以来的刻板印象，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复杂的上官婉儿。

她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不是因为她和多少男人有过纠葛，而是因为她在每一次政变、每一道诏书、每一首诗里，都在努力为自己写下“我不止是红颜”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