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刚开年，人民日报再次点名张艺谋，释放2大信号，巩俐没说错

中国电影走到120周年节点，张艺谋在《人民日报》署名发声，把“扎根现实、培养新人”点名为未来方向。

在这篇署名文章里，他直接写到：“真正有生命力的创作，得扎在现实土壤里，跟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这句话被《人民日报》单独拎出来做重点推荐，在120周年这个时间点出现，本身就是一种鲜明态度：拍给几亿观众看的电影，不能只在棚里“造梦”，必须和真实生活对上号。

这种想法并非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他几十年拍片方式的常态选择。《秋菊打官司》开机前，他把剧组往陕西农村一扔，提前扎进去两个月，和村民一起下地干活、做饭、闲聊，每天碰到的至少是“几十个人、上百句”真实对话，拍的时候大段场景采用“偷拍式摄影”，连机位都尽量藏起来，让上百名群众完全按自己的节奏走动。

镜头里的秋菊，是一个为了“说法”死磕到底的普通农村妇女，衣服褪色、手上起茧，这些细节不是服化道堆出来的，而是借生活原样照进来。电影上映后，当年拿下威尼斯金狮奖、豆瓣至今评分仍在8分以上，和这份“像真的一样”的质感脱不开关系，也印证了他在文章里强调的“现实土壤”，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可以数得出的准备时间、调研次数和拍摄方式。

类似的较真，在《坚如磐石》里又被他推到了更极端的程度。片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厨房场景，为了让观众相信这是“真有人常年住的地方”，道具组准备了二三十条抹布、几十个旧碗反复挑选，连墙上砖缝的污渍都按照“用十几年”的逻辑做旧。张艺谋在片场要求，很明确的一句：让人一眼觉得“不像拍电影”，这一条标准对上，镜头才算过。影片里抬尸袋的镜头，他坚持用真人躺进去实拍，而不是找道具假人凑合，连演了几千个角色的陈道明都说，这是自己几十年影视生涯中“第一次体验到这种程度的较真”。

到《第二十条》，他又把严肃的法治题材拍成带笑点的故事。影片上映后，春节档期内单日票房多次突破1亿元，累计票房最终超过20亿，很多观众出来说的第一感受不是“说教”，而是“好笑、好哭，又能懂点法律事”。张艺谋在创作时压着“说教感”的比例，不让情绪沾上哪怕一分居高临下，搞成课堂讲义，而是把一个个典型案例拆进家庭、学校、社区这些具体场景，用一连串接地气的细节，换取观众对“公平正义”四个字的切身感受。

他对“真实感”的坚持，并不只是一两部作品的偶然发挥，而是贯穿数十年的工作规律。早年拍《红高粱》《活着》时，剧本往往会被他拉着主创一起改上十几轮，每一稿都会加上新纪录的修改页数，有时候一场戏的对白从二十多句删到十句以内，只留下最有信息量的部分。他习惯在拍摄期间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一天看上百条素材，对比不同机位、不同焦段下的表演细微差别，宁可多拍上十几条，也不愿让情绪“差一格”。

他在电影学院读书时就被同学形容为“工作狂”，那个时候拍一条练习片，可能只有三天机位、几百米胶片，他也要把分镜头画满几十页，把有限的资源掰成几十个段落尝试不同调度。几十年后，在数字时代有了几乎“无上限”的素材容量，他反而更严格减法，要求每个镜头都说得出“为什么存在”，这种审片方式在团队内部成了共识，年轻人经常被他问倒，只能回去再改。

张艺谋身上的“使命感”，巩俐很早就说过一句评价：“他不是简单的导演，是一个有使命感的艺术家。”这句话出现在两人合作《归来》之后的一次采访里，当时她提到，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活着》再到《归来》，跨度接近30年，合起来的总票房、获奖数量数不过来，但真正让他放不下的是“拍得对不对得起这个时代”。如今回头看，《人民日报》在中国电影120周年节点让他写署名文章，也算是对那句“使命感”最直接的注脚。

这种“使命感”不止体现在作品，还体现在他对行业“后浪”的态度上。在那篇署名文章末尾，他写得很直白：“中国电影的未来，不靠我们这些老导演，得靠年轻的导演、演员，还有那些幕后的编导摄美录服化道们。”这并非客套。他的长期合作团队里，30岁出头的主创比例远高于一般商业片剧组，灯光、摄影副手里大量是“90后”，很多人从助理开始跟组，一部戏磨下来，手上能实操的场次从个位数涨到几十场。

大型演出领域也是如此。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之间，跨度整整14年，参与这两个项目的团队成员超过几千人，其中不少人在第二次参与时已经从普通执行上升到总监级别。张艺谋在完成“双奥”任务后，还去湖南大学开设“大型演出活动”方向的博士生课程，持续几年带学生深入实操项目，让课堂不只停留在书本概念，而是直接参与数万人现场演出的筹备、执行和复盘。

现在国内大型演出、文旅项目里，频繁能看到“曾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冬奥会开幕式团队核心成员”这样的简历说明，背后实际上是几十个小组、上百人从当年的执行队伍成长起来，再分散到不同城市、不同领域继续做项目。第十五届全运会的开闭幕式，就有一大批曾在“双奥”项目中被锻炼出的年轻人挑大梁，从总导演助理、美术总监到灯光、音响负责，很多人接手项目时都不过三十多岁。

为了给影视创作提供更稳定的基础设施，张艺谋近些年还参与建设陕西影像基地，项目整体投资规模在数十亿元量级，规划面积达上千亩，集摄影棚、后期制作、培训基地于一体。对很多非一线城市出身的年轻电影人来说，这样的基地意味着不用全部往北京、上海挤，在西部同样能找到专业设备和系统训练的机会。产业层面的“铺路”，和他在片场“手把手教”的方式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更长链条的扶持系统。

他也主动为青年导演项目站台，比如参与“青葱计划”等扶持项目的评审和指导，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第一部电影的安全感”有多重要。担任新导演处女作的监制时，他往往会深度介入剧本打磨阶段，要求把前期准备时间拉长到一年甚至更久，让新人可以在没有拍摄压力的情况下反复推敲逻辑、人物动机和节奏设计。相比起他自己年轻时一部片子只有几个月筹备的窘境，这种“补前期”的做法本身就替后辈多挡了一层风险。

外界习惯用“国师”来形容张艺谋，原因之一是他频频担纲国家级大型活动的总导演，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作品里始终带着鲜明的“时代纹理”。从《红高粱》里的土地气息，到《活着》对普通人命运的长线观察，再到《满江红》《坚如磐石》里对当代社会情绪的捕捉，他几乎每隔几年就会交出一部话题度和票房兼具的作品。有数据统计，他执导或参与的重要影片里，总票房累计已经跨过百亿级门槛，而在全球影坛拿下的A级电影节奖项和提名更是数十项。

但在他自己看来，这些亮眼数字远不如“观众认不认”重要。《十三邀》2018年那期对谈里，他提到自己最怕的是“和观众脱节”，用的是一个很窄的时间刻度：如果三五年不拍，创作就会明显慢半拍。当时他已经年过六十，却仍然保持着几乎每一两年推出一部新片、隔几年策划一次大型演出的节奏，这种高频率工作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而言，都是压力巨大、体力消耗极高的状态。

从创作视角看，《人民日报》在中国电影120周年这一年邀请他写署名文章，不只是褒奖过去的成绩，更像是在用一个“活样本”告诉同行：把镜头伸进现实生活、把资源向年轻人倾斜，是可以被验证、被统计、被复制的路径。作品有口碑、行业有后继，才是让票房数字持续增长、观影人次稳住甚至扩大的根基。

对观众来说，也许更值得思考的是：在今天这个内容极度拥挤、流量轮换速度极快的环境里，你更愿意为怎样的电影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