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来看案例——
未婚先孕后男友因涉嫌犯罪进了看守所，生母因无力抚养，将女儿送养他人并收取 “感谢费”。陕西省西乡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这名未婚妈妈构成拐卖儿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综合全案情节，改判其无罪。近日，人民法院案例库上新一起案件，该案厘清了民间送养与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的边界。
现代快报 记者了解到，2014年，樊某与秦某某相恋同居，2017年2月樊某怀孕，同年9月秦某某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因未婚先孕不敢告知家人，且无经济来源，樊某萌生了送养孩子的想法。朋友洪某得知后，将此事告知婚后多年无子、有强烈收养意愿的黄某。黄某主动联系樊某，提出愿支付六七万元 “感谢费”。樊某了解到，黄某与丈夫曾两次尝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均失败，收养孩子的愿望强烈。2017年11月，樊某首次到看守所与秦某某商议送养孩子未果。同年12月25日，樊某产下女婴，黄某前往照料并垫付了5000元医药费。12月30日，樊某再次征求秦某某意见，秦某某表示无力抚养，由其自行决定。
2018年1月2日，樊某与黄某签订送养协议，明确探望权等内容。当日，黄某夫妇向樊某支付43000元、向洪某支付2000元，随后带走女婴抚养。2019年12月，陕西省西乡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樊某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构成拐卖儿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洪某、黄某也分别被判刑。樊某、黄某不服，提出上诉。
2020年6月，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樊某、黄某、洪某无罪。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樊某因无力抚养而将亲生子女送人，而不是为非法获利。她充分考察并确认黄某具有抚养目的和能力，樊某未主动索取钱财，也无讨价还价行为，收取的钱财系收养方主动给予的感谢及补偿费用。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送养人基于生活困难、无抚养能力等原因，在充分考察收养人抚养意愿、能力、条件等因素后，将亲生子女送给该收养人抚养，并收取一定数额的“营养费”“感谢费”，综合全案情节判断其不具有非法获利目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现代快报：（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根据《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区分拐卖与民间送养的关键在于是否以“非法获利”为目的。本案中，樊某未婚先孕、男友在押、无经济来源，二审法院认为其送养行为是“迫于生活困难”，而非主动牟利。
但问题在于，“生活困难”能否成为交易婴儿的正当理由？若按这种逻辑，任何贫困家庭均可将子女“送养”并收取高额费用，只要声称无力抚养即可逃避刑责。
法律对“非法获利”的界定，在此案中被简化为“是否主动讨价还价”，却忽略了4.8万元远超合理营养费范畴的事实。
对比其他案例，如男子杜某彩因出卖两名子女获利4.8万元被判刑七年半，本案的判决标准显然存在矛盾。
另外二审判决强调，4.8万元系收养人黄某“主动提出”，樊某未讨价还价，故不具牟利目的。然而，收养人的“自愿”能否洗白交易性质？照这么说。人贩子只需等待买家主动报价即可规避罪责。
法律应该关注行为的实质，也就是儿童是否被物化为商品。本案中，送养协议与支付记录明确指向一场赤裸裸的交易：黄某两次试管失败后“强烈渴望孩子”，樊某则通过朋友洪某牵线明码标价。所谓“感谢费”不过是买卖双方心照不宣的包装。
类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屡现分歧。例如江苏男子肖某以2.6万元出卖亲生子，法院认定“钱财用于还债挥霍”构成拐卖罪；而天津邢万海收2万元“补养费”送养子女，法院以“迫于生活困难”判无罪。
这种同案异判的现象，暴露了“非法获利目的”认定标准的模糊性。更令人担忧的是，二审改判无罪可能形成示范效应，也就是未来贩卖子女者只需刻意避免“讨价还价”，即可借“民间送养”之名行买卖之实。
有意思的是，原始案例里樊某原来是潘某，秦某某原来是岳某某（看看这关联）。支持无罪判决者认为，樊某确无恶意，且孩子最终获得良好成长环境。但法律不能因结果看似“圆满”而放弃原则。
儿童的人格尊严不可交易，这是文明社会的底线。如果纵容经济困难成为买卖婴儿的借口，无异于宣告“穷人可以卖子求生”，这将彻底瓦解对儿童权益的基本保护。
二审判决试图在情与法之间寻找平衡，却显然踩踏了法律红线。当4.8万元“感谢费”轻松化解了拐卖罪责，我们不考虑一个问题，明天是否会有更多“樊某”以贫困之名，行贩婴之实？法律必须坚守“儿童非商品”的立场，而非在情感诉求面前步步退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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