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希德：中国半导体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投身科研，奠定半导体事业不遗余力，为国培养人才

艰难险阻，阻不断赤子心

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门前的草地上，矗立着一尊女性铜像。

这尊铜像虽然不高，但那温和而坚毅的目光，让每一位路过的学子都能感受到一种不屈的力量和蓬勃的精神。

这尊铜像，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人公——谢希德的铜像。

谢希德17岁时被诊断为骨关节结核，从此落下终身残疾；

45岁时她又患上乳腺癌，此后与癌症抗争了整整34年。

谢希德是个不服输的人，她拖着残疾的身体，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站上了中国的学术之巅；

她努力发展新生科学，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推动复旦大学在世界扬名。

自1952年归国，到2000年病逝，谢希德把自己半个世纪的时间都贡献给了新中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位谢希德“女斗士”，与疾病抗争、与学术难题抗争、与命运抗争、与时间抗争的一生。

1921年，谢希德出生在福建泉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她的父亲谢玉铭，在当时的燕京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

谢家的藏书和经常登门的学生都与物理有关，因此谢希德从小就对科学耳濡目染。

尤其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中国需要科学”，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她立志要践行父亲的志向，做一名“中国需要的科学家”。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避难，谢希德跟随父亲举家南迁，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

然而，祸不单行，在逃难的过程中，谢希德腿痛难忍，被医生诊断为骨结核。

那时的医疗条件落后，没有办法完全治愈，谢希德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右腿不能弯曲，行走艰难。

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和病痛的折磨，并没有让谢希德意志消沉，在病床上不能行走的日子里，她自学了四年数学和物理课程，并根据英文小说学会了英语，为她日后出国深造打下了语言基础。

1942年，康复后的谢希德考上了浙江大学物理系。

毕业后，她成为上海沪江大学的一名老师。

这时的中国仍然战火连绵，满目疮痍，让想要报效国家的有志青年无处施展才华。

谢希德决定先出国深造，把自己的专业学宽、学深，待到祖国需要时，她再回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7年，谢希德自费赴美留学。

她先是获得了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的硕士学位，后又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谢希德收到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新中国成立了！

她激动得难以自抑，恨不得马上飞回中国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但是，远在菲律宾的父亲得悉她要回国时，来信劝阻道：

“我不希望你回到贫穷而落后的中国。”

谢希德理解，父亲是希望她能有个好的科研环境，但是，中国刚刚恢复秩序，正是需要他们这样的人才去建设祖国的时候。

谢希德坚持内心的想法，她要回到祖国去。

然而，朝鲜战争又爆发了。

当时的美国政府敌视中国，发布了一条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禁止自然学、工程学、医药学等学科的留学生返回中国大陆。

为了尽快回国，谢希德只好寻求好友李约瑟博士的帮助，辗转去了英国，然后乘船到了香港。

1952年，谢希德终于踏上了她魂牵梦萦的祖国大陆。

多年以后，有学生问她：

“当年是什么力量让您冲破阻挠毅然回国？”

谢希德只说了四个字：“我爱中国！”

这简单而坚定的四个字背后，是一颗爱国的拳拳之心，是一腔奉献的殷殷之情。

回国后，谢希德进入复旦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

这时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迫切地需要用科学技术来改变落后的状况，需要迅速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引进来，需要快速补足短缺而急需的科学门类。

但当时的复旦大学学科体系匮乏，师资力量薄弱，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谢希德就自己动手开发新课程。

从1952年到1956年的四年时间里，她先后开发并主讲了6门课程，而且每一门都由她自己编写教材和讲义。

半导体是二战以后诞生的新科技，中国要发展电子领域，必须要先有半导体人才。

1956年，谢希德把5个月大的儿子交给丈夫，动身前往北京。

她和北京大学的黄昆教授一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半导体培训班，专门培养半导体人才，为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之后，半导体事业在中国大地上迅猛发展，很快就生产出了中国的第一枚单晶硅、第一块半导体材料、第一支晶体管。

谢希德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在埋头赶路的同时，她还时刻注意着国际科学的最新动态，致力于让落后的中国紧紧跟随世界的脚步。

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际上出现了新的物理学科——表面物理学，这项技术对钢材的耐腐蚀、新能源的研发、半导体器件的提升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然而，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却对这项技术一无所知，想要发展也无从下手。

为了不让中国科学与世界拉开太大差距，已经年过半百的谢希德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她将自己的学术方向，从半导体转向表面物理研究。

就这样，谢希德再次开拓了中国科学的空白领域，她在复旦大学创立的表面物理研究室，不仅为新中国的科学研究指明了一个发展方向，还培养了一大批先进的科学人才。

1983年，62岁的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的校长。

她认为，大学不只是传承知识的地方，还是创造知识的地方。

而创造就是创新，想要创新，就要在科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

于是，谢希德又给自己增加了一项工作，就是为出国留学的学生写推荐信。

她每年都送走100多个留学生，这意味着平均3天她就要写一封推荐信。

因为双腿不能弯曲，这些信件，都是她站在办公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

谢希德说，她要“送学生出去，让知识回来”。

把学生送出国还不是这项工作的最后一步，谢希德还要抽出时间去关照学生的家人。

谢希德的学生叶令在美国留学期间，曾收到家中来信，说谢希德专门去探望她的父母，并且嘱咐：

“孩子留学在外，不能在父母面前侍奉，家里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

谢希德先为学生铺好前路，再为学生解决后顾之忧，她把学生的担忧都想在前头，解决在前头，只为了让他们能专心学习，学成之后带着知识回来报效祖国。

1998年，谢希德突发心衰，住进了医院。

即使躺在病床上，她仍旧停不下来。

她让人在病房里安装了一部电话，以便连接电脑。

除了处理学校事务，她仍然坚持为学生写推荐信。

有人心疼她的身体，想代她写，她却拒绝说：

“不行，你对这个学生不了解。”

此时的谢希德，自1966年起，已经5次与癌症交锋，接连不断的手术和化疗早已掏空了她的身体。

在生命最后的两年，她分分秒秒都在与时间赛跑。

她说：

“唯有工作和事业，才是生命的旭日与朝阳。”

就在临终的前一年，谢希德还对学生说：

“明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参加美国物理学100周年的年会，那时会有2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参与这个会议。”

谢希德想借此机会，与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者交流最先进的物理学信息。

然而，谢希德最终没能等到美国的物理学年会，第二年年初，她带着遗憾与世长辞。

谢希德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奋斗了一生。

年轻时，她带着残疾的身体和报国的热血，跨过重重阻碍，从大洋彼岸回到中国；

中年时，她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科研建设中，为复旦大学填补了多门学科的空白；

晚年时，她与病魔抗争，与时间赛跑，把学生送出国，再把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带回来。

谢希德被国际媒体誉为“中国的哈佛校长”。

她一生行走艰难，但是，身体的残疾却不能阻碍她去拓荒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和表面物理事业；

她一生身体病弱，但是病弱的身躯里藏着不屈的灵魂，藏着坚韧的意志，藏着为国为民的赤诚。

她是一位值得被所有人铭记的伟大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