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春城疑案，竟牵出一个寡妇的地下私情（九）

出乎刑警意料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张龙生一条胳膊打着石膏，用三角巾吊在脖颈上。张龙生说他5月6日那天帮邻居修房子上屋顶，一不留神摔下来导致骨折，是去“瑞德私立骨科医院”打的石膏。刑警也没有在意，对其进行常规询问，诸如姓名、年龄、职业、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等。

一番开场白之后，谢中昉突然起身离开，跟正在主持另一案件的周映邦通了个电话。刚才询问张龙生的社会关系时，张龙生说他有个孪生弟弟张虎生，系昆明市军管会公安部的留用警员。谢中昉听到这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会不会刘伯在诊所见到的那个中年男子是张虎生？

周映邦曾是昆明旧警察局的督察官，熟悉本地旧警察的情况，当下就想起了张虎生其人，印象中张虎生也是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警盟”的成员，是否有地下党员身份就不清楚了。当时云南这种地处边陲形势复杂的地区，根据中央规定，部分党员的身份仍处于保密状态。专案组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对此进行调查，于是周映邦就给军管会公安部打个电话问了一下，得知张系军管会公安部政保处便衣。

接下来，张龙生胳膊骨折的情况也了解清楚了，张所言属实，其邻居和医院的医生均可作证。他的小酒馆仍在经营，但一应活儿都由伙计和徒弟在干，他做了名副其实的甩手掌柜。问他去年底是否带着个年轻人去了陶郎中的诊所，张龙生说没有。

刑警分析，刘伯大概是认错了人，把张虎生当作张龙生了，毕竟是双胞胎，鼓楼派出所的户籍警询问了张家的老邻居，邻居们都反映，这对双胞胎兄弟自小相貌酷似，长大后更像，不但邻居分辨不出来，和父母分开居住的张虎生有时回来一趟，他的父母也会认错。

那张虎生去陶郎中的诊所干嘛呢，对此专案组领导周映邦、谢中昉基本心知肚明。鉴于张虎生的政保侦查员身份，估计是为调查某个案件，一同前来的年轻人在刘伯面前没有开过口，可以推断他跟谢中昉一样是北方人，接管旧警察系统后从事政保工作，可能是张虎生的领导，由张陪同前来找陶执礼了解重要情况。为何说是重要情况呢？这是由张虎生的举动得出的判断一他一直在诊室外待着，显然是承担警卫工作，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诊室，拉住刘伯闲聊就是这个目的。

周映邦、谢中昉认为，张虎生和那个年轻人当然不可能与陶郎中被害有涉，那他们找陶郎中了解的情况是否与四个多月后陶的被害有关呢?这就难说了。不但难说，而且还难以查证，因为专案组不可能向军管会公安部咨询，这是违反保密规定的。如果必须要进行这种调查，那也得由领导协调安排。

眼下，陶执礼命案走进死胡同，突然冒出刘伯提供的这个情况，周映邦、谢中昉越分析越觉得没准儿这事真的跟陶执礼被害有关。可是，他们既不能开展调查，又不能摆到专案组会议上让大伙儿讨论，两人感到无从下手。

谢中昉当初是在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工作，当时为顺利接管云南旧警察系统，全支队成员一路行军一路学习、训练，因此互相之间基本都认识。现在柏一鑫因主持侦破邢名扬暴动案受到表彰，那么，去年年底由张虎生陪同前往诊所关起门来跟陶执礼谈话的年轻人可能就是这位仁兄了。于是谢中昉就拨打了军管会的总机，让接线员转接柏一鑫。一报自己姓名，双方互相热烈问候，然后就向柏一鑫道贺，聊了几句，谢中昉假装漫不经心随口询问：“有一位叫张虎生的同志也是你们那里的吧”。柏一鑫说是，就在他这个小组。

这就够了！刘伯提供的情况终于得到了证实——从时间推算，柏一鑫和张虎生找陶执礼是为了调查邢名扬，调查后没几天邢名扬被捕，又过了十二天，即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谢中昉随即向周映邦汇报了这一情况，两人正在商量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柏一鑫突然来电要跟谢中昉通话。

像柏一鑫这样的政保侦查员自是特别敏感，刚才接到谢中昉的电话，对谢突然打听张虎生感到异常，随即找张询问。而张虎生也正要见他。5月上旬张跟着柏一鑫去外省办案，昨天下午才回昆明。柏一鑫让他回家休息两天，今天他去鼓楼探望与孪生兄长张龙生同住的父母，兄弟相见，张龙生自要说一说被警方调查之事。张虎生此时方才知晓四个多月前他与柏一鑫起拜访过的陶执礼横遭不测。

张虎生是邢名扬案的办案的警察，当然清楚一应案情。他因此也对陶执礼的猝然遇害深感震惊，当初正是陶执礼给军管会公安部寄了一封信，检举邢名扬勾结土匪和反动武装阴谋发动反革命暴动，军管会才及时破获了这起大案。现在检举人遇害，张虎生怀疑凶手很有可能是邢名扬尚未暴露的同伙，因此立刻赶往军管会向柏一鑫报告。

柏一鑫深有同感，便给谢中昉打了电话。　这样，这层窗户纸就被捅破了。当然，专案组这边没打算向军管会公安部提出查阅陶执礼那封检举信，在当时匪特尚未肃清的复杂形势下，刑事侦查人员都有一个共识，遇到可能涉及政治的案情，最好是绕开，宁可多费点儿劲另找通道。但这次军管会公安部的政保侦查员柏一鑫却为专案组提供了方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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