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特赦后的第十年，82岁重返战犯管理所：希望在2号监室住一晚

人这一辈子，能打两场硬仗就算不白活。

对黄维来说，第一场仗，他丢了十万大军和一个将军的前程；第二场仗，他输给了一条初中物理定律。

说来也怪，这第二场仗的失败，比第一场更让他刻骨铭心。

时间拉回到1948年冬天的淮北平原。

黄维的第12兵团，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卡车、坦克、重炮，是老蒋压箱底的宝贝疙瘩，号称“钢铁雄狮”。

他本人，黄埔一期毕业，陈诚“土木系”里响当当的一根顶梁柱。

奉命从河南驻马店出发去给徐州解围，这本是将军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可这位将军有个出了名的毛病——认死理，别人叫他“书呆子将军”，就是说他打仗像在图书馆里做学问，一丝不苟，却不知变通。

底下的人为走哪条路吵翻了天，他一拍桌子，就走蒙城、宿县这条直线。

地图上一看，是近。

可他忘了，打仗不是在沙盘上挪棋子。

解放军早就把这条路当成了给他准备的坟场。

路给你挖成波浪形，桥给你炸上天，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跑得比牛车还慢。

那些神出鬼没的地方武装，跟蚊子似的，撵不走打不净，让你吃不下睡不着。

曾经的“钢铁雄狮”，就这么在泥地里变成了爬行的病猫。

好不容易挪到浍河北岸，一头撞上了刘伯承早就布好的铁桶阵。

村庄、土堆、小河沟，解放军把能用的地形全用上了。

黄维的牛脾气又上来了，非要强渡。

结果呢，人像下饺子一样往河里填，对岸的机枪火炮跟不要钱似的招呼过来。

渡河不成，想退，后路又被抄了。

到了11月下旬，十万大军被死死地摁在双堆集这个巴掌大的地方。

这里一马平川，连个像样的土坡都没有，炮弹落下来连个躲的地方都难找。

包围圈里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吃的没了，就杀马；马吃完了，就啃树皮。

天寒地冻，士兵穿着单衣在泥水里哆嗦。

头顶上，是国民党空投的物资，可风一吹，大都飘到了解放军阵地上。

耳朵边，是解放军用大喇叭喊话：“黄维弟兄们，缴枪不杀，我们这边有白面馒头！”

这种心理上的折磨，比炮弹还厉害。

黄维组织了几次突围，每次都是一冲出去就被打回来，丢下一地尸体。

有天夜里，解放军的侦察兵摸到了离他司令部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几声冷枪，让他这个兵团司令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到了12月15号，一切都结束了。

当他穿着士兵的衣服，脸上抹着锅底灰，想混出包围圈的时候，还是被揪了出来。

他的第一场战争，就这么窝囊地收了场。

进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黄维的第二场战争开始了。

这里面关的，都是杜聿明、王耀武这种级别的人物。

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开会、写检查。

这对黄维这种心高气傲的人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

他打心眼里不服，不承认自己败给了谁。

他不跟人多说话，整天绷着个脸，别人学习讨论，他就在旁边看书，一副“你们说的我都不信”的样子。

为了不“改造思想”，他得给自己找点事干。

他向管理所提了个石破天惊的要求：我要研究永动机。

这玩意儿，几百年前就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可黄维就是不信这个邪。

他觉得，只要能造出这台不靠外力就能永远转下去的机器，就能证明他黄维的脑子没白长，他还是那个了不起的黄维。

出人意料的是，管理所居然同意了。

或许是觉得让他有点事做，总比让他憋出病来强。

1968年，他的研究项目还被正式立了项。

管理所给他找来了一些破铜烂铁、轴承、弹簧。

于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功德林里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一群昔日的将军在学习改造，而另一个昔日的将军，正满头大汗地对着一堆废品敲敲打打。

他把自己关在那个小小的“实验室”里，废寝忘食。

桌子上堆满了图纸，画得比当年的作战地图还复杂。

他坚信，能量是可以凭空产生的，只要结构设计得足够精巧。

他把这看作是他人生的第二战场，他的敌人，是那个叫“能量守恒”的定律。

他一次次地组装，一次次地调试，可那机器的轮子，转两圈就停了。

他想不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这场跟物理学的战争，他打得比双堆集还顽固，也败得更彻底。

几年后，看着那一堆不会动的废铁，这个倔强的老头，终于低下了他高傲的头。

如果说永动机的失败只是让他承认了智力上的极限，那另一件事，则是彻底击垮了他内心的壁垒。

在管理所的二十多年，他们的生活待遇一直不差。

就算是在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的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的伙食标准也没降。

一开始吃猪肉，后来猪肉紧张了，就换成牛肉。

到最困难的时候，居然吃上了从内蒙古空运来的黄羊肉。

黄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只觉得伙食还行。

直到1975年他被特赦出来，有一次跟当年的管理人员聊天，才知道了真相。

他听说，就在他们吃着黄羊肉的时候，外面饿死了很多人，就连看管他们的干部，很多都饿得全身浮肿。

这个消息像个炸雷一样在他脑子里炸开。

他愣了半天，涨红了脸，几乎是吼着问那个干部：“为什么？

我们是你的敌人，是战犯！

你们自己都吃不饱，为什么还要给我们吃肉？”

那个干部很平静地看着他，说：“你们是战犯，但首先是人。

毛主席有指示，不能因为生活困难，影响了对你们的改造和治疗。

要把你们从思想上，身体上都改造好。”

黄维彻底不说话了。

他明白了，当年在战场上，他输掉的不仅仅是枪炮和战术。

共产党打败他的，还有这种他从未见过、也从未理解过的东西。

这不是什么计谋，而是一种气度。

一场不见硝烟的“攻心战”，在他走出监狱多年后，才分出了胜负。

1986年，已经八十多岁的黄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不解的事。

他提出要回一趟抚顺战犯管理所，那个关了他二十多年的地方。

管理所方面很客气，给他安排了当地最好的宾馆。

他却摆摆手，执意要回到自己当年住过的那个2号监室，睡一晚当年的硬板床。

他说：“这儿，是我后半辈子开始的地方。”

1989年的春天，两岸关系缓和，台湾方面邀请他回去看看。

他很高兴，开始列名单，准备去见见那些还活着的老同学、老同事，也想去蒋介石、何应钦这些人的坟前站一站。

然而，就在他为赴台行程忙碌的时候，1989年3月20日，在北京参加会议的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倒下了。

他为归乡准备的行囊还在，但人，却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