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与毛主席曾为同窗，其醉酒后给毛主席写信称，蒋介石未管自己的事，故向毛主席求助

01

“毛泽东主席：如今我的困难蒋介石不管，所以找您来管……”

1950年夏末的一个深夜，北京东城根大雅宝胡同的一间破旧屋子里，一位花甲老人借着酒劲，在发黄的美浓纸上写下了这句惊世骇俗的话。

这封信寄出去的第二天，酒醒后的老人彻底吓懵了。

他坐在光秃秃的硬板床上，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后背一阵阵发凉。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写信已经是胆大包天，居然还敢在信里提“蒋介石”这三个字，这在当时那个环境里，简直就是在给自己找不痛快。

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李苦禅。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这封“告御状”的信，已经摆在了中南海丰泽园的办公桌上。

这事儿要是放在普通人身上，估计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毕竟那个年代，一句话说不对都可能惹上大麻烦，更别说这种直通天听的“狂言”。

李苦禅当时是真的走投无路了，那种绝望感，就像是被人摁在水里，连口气都喘不上来。

谁能想到，这位在画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此时正面临着一家老小快要断粮的窘境。

02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拉一拉，看看这事儿到底是怎么闹到这一步的。

1919年的北京，冷得那叫一个钻心。

那时候有个叫“留法勤工俭学会”的组织，专门招收那些想去法国留学但是兜里比脸还干净的穷学生。

就在这个大通铺里，两个年轻人的命运撞到了一起。

一个是来自山东农村、靠拉洋车维持生计的李英杰（也就是后来的李苦禅），另一个是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高个子青年毛润之。

那时候大家都穷，穷得叮当响。

李苦禅白天去北大画法文画画，晚上还得去拉车挣嚼谷；毛润之也没好到哪去，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衫，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两人经常凑在一块儿聊国家大事，聊未来的出路。那时候谁也没把谁当外人，都是在北平寒风里抱团取暖的苦哈哈。

那段日子虽然苦，但两人的交情却是实打实的。

谁承想，这一别就是三十年。

三十年后，那个湖南青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成立，成了亿万人民敬仰的领袖。

而那个山东画家，却在1950年的北京，混到了连饭都快吃不上的地步。

03

1949年北平解放的时候，李苦禅那是真高兴。

他特意拿出珍藏多年的好酒，跟家里人那个乐呵，嘴里一直念叨：“明君贤相子弟兵的世道终于来了！”

他以为好日子就在眼前，甚至摩拳擦掌准备用手里的画笔好好为新国家出把力。

但这现实吧，往往比电视剧还狗血。

那时候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叫国立艺专）内部正在搞改革，文艺界有一股风气特别重，就是极度推崇写实主义。

有些人认为，画画就得画得像照片一样才叫革命艺术，才叫为工农兵服务。

而李苦禅擅长的大写意花鸟画，被某些人贴上了“封建文人画”、“封建糟粕”的标签。

这帽子一扣，事儿就大了。

没过多久，学校里下了通知，把李苦禅从正教授降级成了“兼任教员”。

这“兼任教员”是个什么概念？说白了就是临时工，没有固定工资，上几节课发几节课的钱。

更要命的是，学校里那些人还故意不给他排课。

如果不是院长徐悲鸿老爷子硬顶着压力，坚持给李苦禅排了几节花鸟画课，李苦禅哪怕连这最后一点收入都要断了。

即便这样，李苦禅每周也只有可怜巴巴的两个课时。

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李苦禅手里捏着那点钱，手都在抖——80斤小米。

在那个年代，80斤小米对于一个拖家带口的男人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为了活命，李苦禅只能开始变卖家当。

先是妻子慧文带来的金手镯，那是妻子的嫁妆，李苦禅拿着手镯去当铺的时候，眼圈都是红的。

卖完了首饰，又卖家里的小风琴。

最后实在没得卖了，家里除了几张破桌子烂椅子，就剩下满屋子的书和画了。

可那时候，古书古画是最不值钱的玩意儿，拿到地摊上都没人要，跟废纸差不多。

除了穷，更让李苦禅受不了的是气。

在学校里，有些“进步人士”看他的眼神都不对劲，那是看“落后分子”、看“封建遗老”的眼神。

甚至有人让他去管学校工会的电影票，或者是去陶瓷系画茶碗。

这简直就是把李苦禅的脸面往地上踩。

李苦禅心里那个憋屈啊，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

“我李苦禅当年也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怎么到了新社会，反而成了落后分子？”

这种心理落差，比饿肚子更让人难受。

于是，他开始喝酒，只有喝醉了，才能暂时忘掉那些白眼，忘掉家里揭不开锅的窘迫。

04

那天，李苦禅又喝多了。

几两闷酒下肚，积压在心头一年多的委屈、愤怒、不甘，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正好他的好朋友凌子风来看他，看着这一家子的惨状，忍不住说了一句：“你跟毛主席不是同窗吗？你这情况，下面人乱搞，主席肯定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写封信去说说？”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醉醺醺的李苦禅。

对啊，润之兄！当年的老同学！

李苦禅猛地站起来，铺开纸，提起笔，那一瞬间，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兼任教员，而是那个豪气干云的山东汉子。

他把这两年的遭遇，把美院里那些不公的待遇，一股脑全写了进去。

写到最后，酒劲上涌，他鬼使神差地写下了那句：“如今我的困难蒋介石不管，所以找您来管……”

信封好，写上“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收”，李苦禅摇摇晃晃地就跑去邮局投了进去。

等第二天酒醒了，李苦禅坐在床边，脑子里一片空白。

完了，这下全完了。

这叫什么？在旧社会这就叫“告御状”啊！而且还是带着“怨气”告御状。

日子就在这种惶恐不安中过去了好几天。

李苦禅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就是被抓起来，反正是活不下去了。

05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李苦禅正在家里翻看《资治通鉴》，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他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他以为是来抓他的人，硬着头皮去开门。

门外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老朋友，另一个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穿着中山装，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那个年轻人见到李苦禅，不仅没有凶神恶煞，反而客客气气地问了句：“您是李苦禅先生吗？”

李苦禅结结巴巴地应了一声。

年轻人微笑着伸出手：“我叫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

这一下，李苦禅是真的傻眼了，甚至忘了把人往屋里让。

几个人进了屋，田家英也没嫌弃屋里乱，直接就坐在了床沿上。

他看着还在发愣的李苦禅，温和地说了句：“您的信，主席收到了。”

就这几个字，李苦禅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田家英接着说：“主席非常重视这件事，他一方面给徐悲鸿院长写了信，一方面特意派我来实地调查，看看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说着，田家英拿出了毛主席给徐悲鸿那封信的抄件，念给李苦禅听。

信里的内容很简单，但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听着听着，李苦禅这个山东汉子，终于忍不住捂着脸哭了起来。

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后悔啊！我不该拿私事去打扰主席，他那么忙……”

田家英赶紧安慰他：“主席说了，新国家刚建立，千头万绪，对文化事业确实有一时照顾不到的地方。”

紧接着，田家英加重了语气说：“主席特意交代，您的写意画一定要坚持画下去，子孙后代是会需要的。”

这句话，比给李苦禅多少钱都管用。

这是什么？这是来自最高领袖的肯定，是给他的艺术生命发的“护身符”啊！

之前那些说他是“封建糟粕”、“落后分子”的人，在这一句话面前，全都得闭嘴。

事情的解决速度，快得惊人。

有了尚方宝剑，徐悲鸿院长那边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徐悲鸿其实早就想帮李苦禅，但碍于当时学校内部复杂的形势，一直有心无力。现在毛主席亲自过问了，谁还敢拦着？

短短20天内，中央美院的行政部门就出了新规定。

李苦禅的身份问题解决了，工资问题更是直接翻身。

从那个可怜巴巴的80斤小米，直接涨到了500斤小米，名义是“研究金”。不仅如此，学校还给他的夫人李慧文安排了工作，每个月也有工资拿。

这一来一去，李苦禅一家人的生活瞬间从地狱回到了人间。

这事儿还有个后续。

几年后的一次舞会上，李苦禅的小姨子李慧丽有幸陪毛主席跳舞。闲聊中提到了姐夫李苦禅。

毛主席听完哈哈大笑：“十八子苦禅嘛！那个名字像个头陀的老同学，我记得他！他还好吗？”

你看，日理万机的毛主席，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这个当年的穷学生。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

78岁的李苦禅，在收音机前坐了很久。

然后，这位已经戒酒二十年的老人，默默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含着泪喝了下去。

这一杯酒，敬的是那位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伟人，也是那位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拉了他一把的老同学。

李苦禅的画，现在看那是价值连城，但在当时，如果不是那封醉酒后的信，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念旧和惜才，这位大师的命运可能真的就截然不同了。

李苦禅这一辈子，画了一辈子的鹰，那鹰眼里的倔强和傲气，大概就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他遭遇过冷眼，挨过饿，受过气，但最后，他还是那个站得直、行得正的李苦禅。

就像他在那间破屋子里，虽然身处逆境，但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

而那个远在中南海的老同学，用一封信，为他撑起了一片天。

这大概就是那个时代，最温暖的一抹底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