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治辰：欢歌笑语去“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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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小说选刊》，作者丛治辰

作为兵团子弟，张者就是要用那些活色生香的故事告诉远方的我们：兵团不是遥远的传奇，而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个人，以及这些人们酸甜苦辣各有滋味的生活。

丛治辰，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2年至201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15年至2016年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学。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等。著有《世界两侧：想象与真实》《空间与叙事》《文学的窄门》《我们的时代与文学，以及我们这一代——代际书写与情感共同体》等；译有《电脑游戏：文本、叙事与游戏》；发表研究论文及文学评论百余篇。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茅盾新人奖等多种奖励。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

评 论 ✦

Criticism

《欢歌笑语去“天边”》

□丛治辰

《天边》

张 者 著

作家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毋庸置疑，新疆当然是好地方，是让人向往的诗和远方。2024年《我的阿勒泰》热播，更加燃起了人们去新疆的热情，并且尤为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文字之美、艺术之美，可以与新疆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之美构成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但是在远眺天山、近临赛里木湖、驰骋在绿洲与大漠之间的时候，人们可能很容易忽略，这看似天然的风景其实并不天然。至少，如果没有可以让我们得以驰骋的高速公路，新疆的美可能就变得艰难泥泞，难以企及。因此，在看似自在自为的新疆之外，还存在另一个新疆，一个开拓的新疆、建设的新疆。这样一个新疆的承担者，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于兵团，人们并不陌生，但是兵团到底如何开拓和建设新疆，大家大概都不甚了了。所以，张者写了《天边》，以此证明文学也可以透过风景去书写人、书写历史，以翻天覆地的壮阔之美和新疆建立联系。

因此《天边》当然是宏大辽远的。且不说数十万战士刚刚结束了浴血奋战，便远赴西北，长途跋涉，那地理迁移的景象该是何等气势磅礴，令人动容；单是“一碗泉”边这小小的连队，那种从绝境中开出家园的努力，已足够惊心动魄。未曾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大概无法想象，没有足够适于饮用的淡水，没有像样的可以御寒的房屋，在风沙戈壁当中无中生有，是怎样的艰辛，又需要多大的热情。更何况参与这进程的，不止是战士。张者特别书写了其中的知识分子，譬如从重庆携家而来的外语专家吴子淼。更有十万上海青年怀着建设祖国的热情，奔赴风沙戈壁，成为边疆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将上海的腔调与太平洋的海风带到了遥远的新疆，在新疆和世界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也成为张者这样的兵团子弟最美好的少年记忆。

但其实这艰苦卓绝的创业历史，早在《老风口》里，张者已经写得很充分了。《天边》则有所不同，张者书写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兵团一代的创业者，而是兵团二代，也就是张者自己这一代人。因此这部小说显然具有某种自传的性质，在阅读的过程中，总让人忍不住猜测，究竟里面的哪些情节、哪个人物，是张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多少有些张者自身的影子。《天边》里最重要的人物是姚远、黄建疆、李军垦三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算算年纪，他们和张者差不多大，所以那种男人之间的情谊写得那么真切动人，大概未尝没有作者的一点心迹。相比之下，兵团里那些同龄的女孩子就更有冲击力了：吴珍顶着筐去冲击篱笆墙，李晴瞾也因“地窝子病”成了斜眼美女，不乏豪迈，兵团男子遇到兵团女孩子自然吃过不少的苦头。

高度带入个人经验的书写姿态，其实可以算是张者颇具标识度的审美风格。早在长篇处女作《桃李》出版的时候，就有批评家指出张者的小说呈现出一种“零距离”的叙事美学。所谓“零距离”，我以为未必是刻意为之的技术，而是作家和自己笔下的人物熟悉到了彼此认同、毫无隔阂的程度。这样的叙事天然带有一种亲切感，很容易说服读者，使之融入，也就为《天边》这部厚重的巨制格外增添了可读性。小说开始的时候，还被称为“八分”的姚远身在河南老家，追问他的姥爷“天边”究竟在哪里，自己的父母究竟在何方。在一切情节尚未展开的时候，他的疑问同时也就是读者的疑问。然后姚远开始了他长达数千里的寻亲之旅，我们也就极为自然地跟在他的身后，看着车窗外倏忽变化的景色，一日一日地接近新疆、进入新疆、认识新疆。在新疆，姚远遇到了黄建疆和李军垦，三个男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后来追逐远方的姚远再次去了远方的重庆，但大学毕业之后却又回到了新疆；李军垦和黄建疆原本都一心想要远走高飞，却一个阴差阳错地比姚远还更早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另一个甚至从来没能离开。三个男孩子其实始终不曾远离这片土地，他们成长的年代，也正是他们所在的连队和连队所在的新疆飞速发展的年代，而我们随着张者的叙述陪伴他们成长，便也就在不知不觉中目睹了新疆的变化和兵团人的成绩。按道理，《天边》写的是一部雄浑高亢的史诗，但张者有一种小说家的自觉，他深知小说是一种世俗性的艺术，即便神圣的情感，也需要以世俗的方式加以表达。所以他回到人、贴近人，将史诗的调子降下来，把雄浑高亢的历史散入生活的细节，变得可亲可近。

所以乍一看，《天边》没讲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少年时代的调皮捣蛋，青年时期的男欢女爱，各种生活的鸡毛蒜皮——三个普普通通的男孩子，能有什么大事呢？张者写的基本都是日常生活，他写生活写得那么饶有兴味、心无旁骛，简直让人怀疑他或许并没有什么为兵团修史的野心，不过是想要写一段往事而已。但是这样的怀疑或许只是暴露了我们想象力的刻板和贫乏，以及对兵团一无所知。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多数人大概本能地会像本文开头一样，想象出战天斗地的画面。我们模糊地知道治沙育林、开垦荒漠，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兵团是艰苦的，他们的成绩是伟大的。这当然没错。但我们常常忘记，兵团为什么要开拓，为什么要建设。那是因为荒漠经过开拓就会变成耕地，新疆经过建设就会成为更加美好的家园。数十万人当然不是为了吃苦而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一切辛苦的奋斗归根结底是为了能够安稳地过上那种看起来琐碎而平庸的生活。据此而言，张者沉入生活内部的叙述，或许才最适合讲述兵团的故事。作为兵团子弟，张者就是要用那些活色生香的故事告诉远方的我们：兵团不是遥远的传奇，而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个人，以及这些人们酸甜苦辣各有滋味的生活。

兵团开垦出的是生活，兵团的开垦本身也是一种生活。《天边》里有两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场面，都是拾棉花。众所周知，新疆产棉花，新疆的棉花世界闻名。但可能没有多少人会想得到，在机械化之前，到了收获的季节，要把棉花从枝头摘下来是个多么辛苦的活儿。张者写出了这种辛苦，但是却又显得不那么辛苦。第一次，姚远根据自己对少数民族老乡们的了解，设定了对他们格外富有吸引力的奖励办法，把大家的热情全都调动了起来；第二次，姚远发动的人手甚至不限于新疆，河南的、重庆的……全国各地的人们，怀揣发家致富的梦想，坐上绿皮火车去新疆，这壮观的人口大迁徙，简直堪比当年兵团进疆。张者把这样热火朝天的场面，写得像是一场狂欢。那当然是非常辛苦的，但同时是无比兴奋的。不同地方的人们在这里相遇，交织出浪漫的故事；不同民族的歌声在这里响起，鼓励着欢乐的舞步。张者把兵团最紧迫的劳动任务作为叙事最高潮，写成了各民族至为团结亲密的时刻，那种劳动中洋溢的创世热情分明是在向我们强调：兵团人也许面临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但是他们最重要的、也最能感染人的品质不是忍受痛苦，而是创造欢乐，这是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洽和狂欢。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这部小说特殊的叙事腔调和常常让人忍不住发笑的“谐趣”。和自己的人物始终保持着“零距离”的张者，写出了不少擅长苦中作乐的人物，尤其写出了黄建疆这样不无促狭却又刁钻狡猾的性格，他自己的叙事腔调也与之差相仿佛。所以这部小说里的“生活”其实远比一般的生活更有趣一些，这有趣不是因为事情本身，而是因为人物和叙述者看待事情的方式。假如你是一个老实孩子，大概会很惊讶于他们怎么会想出那么多鬼点子，惹出那么多事情。但如果想到，对我们来说再正常不过的淡水，会被他们称为“甜水”，就该明白，恰恰因为生活里没多少糖，所以必须自己咂摸出一点甜来。大漠里长出的树最顽强，大漠里长出的人最乐观。少年时代的姚远从河南到新疆，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内心却是激动的，和后来那些从四面八方来拾棉花的人们一样。我想，一路上他们的心里一定都在唱着歌。

毕竟，天边那么远，若不是一路欢歌笑语，怎么走得到呢？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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