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八路军为何全团仅设五连而不设营，这种独特编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941年的华北，已是另一番景象。铁路被炸断了无数次，公路被扒得坑坑洼洼，村庄里的青壮年不是参加了八路军，就是被日伪抓走充当苦工。一个老支书回忆那年冬天时说过一句话：“兵还是那些兵，可一转眼，一个团就变成一条‘细绳’了。”所谓“细绳”，说的就是后来令人颇感意外的——没有营、只有五个大连的小团编制。

在近代军队里，“团—营—连”几乎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规结构。连、营往上是团，往下是排、班，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指挥链条。但在抗战中期，八路军却在敌后战场干了一件很不“正规”的事：直接砍掉营这个层级，一个团只下辖几个大连，由团部直接指挥。世界范围看，二战各国几十支常备军，很少有这种玩法。

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新花样”，也不是不懂军事常识，而是在极其恶劣的敌后环境和现实压力之下，被一点点“逼”出来的选择。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时间得拉回到百团大战前后。

一、从“规矩编制”到被迫缩编：百团大战后的困局

抗战初期，八路军刚改编时的架子，其实非常“正规”。1937年9月，八路军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使用的是当时的丙种师编制模式：“每师两旅四团”。也就是说，一个师两个旅，一个旅两个团，再加上师直属部队、总部直属部队、特务营之类。

那时候的八路军团，人数相当饱满，一个团普遍在二千五百人以上。问题在哪？人多，枪少，尤其缺重火力。大炮、山炮基本奢侈，迫击炮也有限，重机枪更是抢手货。团属、营属火力很薄弱，遇上日军同规模、甚至稍小规模的正规部队，往往在火力上吃亏。

随着部队打了几年仗，进入敌后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主力十五个老团成了“骨干库”，不断抽人去组建新的独立团、独立旅。骨干抽走多了，原来那套“一师四团、一营四连”的编制，表面上还在，实则已经空虚，兵力被摊得很薄。

出于发展需要，新组建部队开始采用“3营9连”的三三制，一个团三个营，一个营三个连，这就比原来一营四连的小了一圈。这样的团，理论上编制也有一千五六百人。如果集中使用，一个团在某一方向上用兵，还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1940年百团大战爆发，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型破袭战，主要目标是打击日军交通线，尤其是正太路、平汉路等要害铁路。战役打得很艰苦，战果也很大，但付出的代价同样不低。战后不久，日军调整了部署，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扫荡”和“蚕食”。

从1941年开始，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力量，对八路军根据地实施更为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各种“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接连不断。根据历史统计，到1942年前后，八路军在华北根据地有效控制的人口差不多减少了一半，大量村庄变成日伪据点或者“无人区”。

人口减少意味着什么？兵源紧张是一方面，更直接的是经济收入大幅下降。根据地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盐、布、粮食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拮据，更别提稳定供应几十万部队。四十万左右的八路军主力，加上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要吃饭，要穿衣，要供给弹药，这笔账实打实压在各级领导头上。

在这种背景之下，“精兵简政”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绝对现实的不得不做。机构要精简，冗员要压缩，不直接上前线的机关人员尽量下连队，加强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作战单位本身的规模，也必须重新“瘦身”。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这一阶段，“营”这个在常规军队里非常重要的中间指挥层级，被部分部队暂时拿掉了。不是不懂道理，而是战场环境逼得八路军重新审视：在敌后游击战里，大团大营是不是反而成了一种累赘？

二、营不见了：小团编制是怎么“长”出来的

要理解“小团”，得先看之前那种“三营九连”的情形。一个团三个营，每营三个连，每个连再下辖若干个排、班。这种结构在大兵团协同、阵地战环境里比较顺手，层级清晰，命令下达有序。

不过在百团大战后，华北敌后战场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日军加强了据点网，交通线周边筑起许多碉堡，用所谓“囚笼政策”压缩八路军的活动空间。日军扫荡时，往往以大队乃至联队为单位，重兵合围；平时所谓“讨伐”，则多以中队甚至更小规模频繁出动。

此时，一个三营九连的团集结在一起，人数动辄上千，行动目标非常显眼。一旦被日军侦知，封锁道路、合围追击就更容易。想大部队整体突围，不但机动困难，还极易在途中被拦腰截断。对于需要在山地、河谷、小村庄之间频繁转移的敌后部队来说，庞大的建制反而成了拖累。

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八路军一些部队开始做出调整，把一个团“拆小”，使之更利于分散作战、隐蔽生存。营级单位被砍掉，团部直接指挥若干个“大连”，这便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小团”。

“小团”的典型模式，往往由团部和五个大连组成，不再设营。团部压缩机构，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政工、后勤、侦察、通信都缩减到最低配置。团长和政委直接面对各连连长，很多时候甚至亲自到连队布置任务、研究地形。

这个时候，连的“规格”相对变大了。一个大连一般按三三制组建：三个步兵排，一个机炮排。每个步兵排三个步兵班，再加一个机炮班（或者集成在排里），机炮班常配一挺轻机枪、一具掷弹筒。有的信息会略有出入，但一个大连大致在一百三十人上下。

五个大连算下来，加上团部直属的警卫、侦察、通信、卫生等小分队，一个小团总人数大约七百人左右，相比早年两千多人的大团，瘦了不止一圈。用现在的眼光看，这差不多是“加强营”的规模，可在那时名义上仍叫“团”，主要是沿袭番号与建制系统，方便管理与统一指挥。

很多老人回忆，小团时期，团首长和连长的关系非常紧密。距离上的“隔了一层营部”不见了，有事直接见面沟通。有的团长在夜里叫来几个连长，铺开草图，在油灯下比划着说：“你这一连顶住这里，他那一连绕过去，打完就跑，白天别恋战。”这样直接沟通的风格，正是敌后小部队生存的重要一环。

从常规作战角度看，去掉营似乎违背了一些指挥层级的设定，但对当时的八路军来说，这种做法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反应速度和保密性。命令不必层层传达，遇到情况突变，团首长也可以迅速调动几个大连变换态势。

三、小团对上日军：人数与编制的微妙较量

“小团”编制之所以能在敌后站稳脚跟，离不开一个关键点：它在规模和火力上，刚好能够对应日军的常用出动单位。

在日军那一边，华北敌后的大规模“扫荡”多以大队乃至更大规模进行。但在日常的“讨伐”“巡逻”行动中，更常见的是以中队为单位。有的地方甚至是以加强小队在交通线上进行巡逻、清剿。

一般说来，一个日军步兵中队下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下属若干步枪分队和掷弹筒分队，总人数在一百五十人左右浮动。若细分到步兵小队的战斗编成，大体是三个步枪分队再加一个配备数具掷弹筒的分队，合计五十人左右，火力走的是精锐集中路线。

把这个结构和八路军大连对照，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对应关系。八路军大连，三个步兵排，一个机炮排，各排下又有多个战斗班，虽然轻重武器比不上日军，但在人数上往往占据优势。一个日军步兵小队五十来人，一个大连一百三十人左右，这样对算下来，一连就有能力正面对抗一个日军小队，甚至有一定余地进行分割包围。

在火力构成上，日军的掷弹筒、轻机枪配置密度高，射击训练严格，实战杀伤力不小。八路军则在火力上偏弱，轻机枪数量有限，掷弹筒也不算充裕。但小团以及大连往往依靠人数优势、地形利用和战术灵活性进行补偿。伏击、袭击、近战、夜战，都是常用的打法。

若是对上一个日军步兵中队，情况略有不同。日军一个中队三小队总计一百五六十人，配套重机枪、小炮等支援火力。有时还有骑兵、炮兵等配属，整体战斗力不薄。在这种情况下，小团往往将五个大连分散部署，通过地形伸展正面，避免被集中火力压制。团部统一协调，在某一侧翼用两个连实施包抄，其他连牵制正面，打一阵就分散隐蔽，不做长时间拉锯消耗。

简单换算一下，如果五个大连都拉上，一个小团在兵力上，是可以在局部对一个日军中队形成两三倍的数量优势。火力虽然还弱，但只要慎重选择时间地点，利用夜色、山地、林地等条件，其实是有机会取得局部胜利的。特别是在铁路、公路沿线伏击敌军小股车队时，小团的体量恰到好处，既能形成压倒性兵力，又不会因规模过大而难以隐藏。

更关键的是，小团的作战组织是“连为骨架，团为协调”。大多数情况下，各连可以相对独立行动，通过几个小分队分头出击，灵活机动。遇到日军大股来袭，再在团部统一下，迅速向某个方向收拢，打一仗就分散。这种松紧自如的作战形态，恰好对应了敌人在华北日常中队规模的活动特点。

比起一千五六百人的大团整体行动，七百人的小团转移更快、隐蔽更好。试想一下，一个大团拉着迫击炮、辎重绕山路转移，动静多大？一个小团则可以拆散成几个连，天一亮藏进不同的村庄、树林，日军即便封锁也很难一网打尽。

不得不说，在敌后斗争最艰苦的那几年，小团这种看似“简陋”的编制安排，符合了生存第一、保存有生力量并随时伺机打击敌人的现实需求。它牺牲了部分传统军队对大规模作战的组织便利，却换来了敌后野战军最需要的东西——灵活性和隐蔽性。

四、从小团再到大兵团：编制背后的战争节奏

小团不是凭空冒出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终极形态，而是在一个特定阶段下形成的战场选择。等到战争局势再度发生变化，这种“细绳式”的团编制也慢慢淡出。

自1943年起，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好转，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压力增大，华北日军的兵力和资源也不如前几年那样充裕。敌后根据地在严酷斗争中保留下来的人口和地盘开始恢复，八路军也逐渐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各地部队在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上，开始重新考虑部队扩编与正规化的问题。

到了抗战后期，出于准备反攻、夺取更多地区的考虑，八路军开始有意识地增大作战单位的规模。有的小团恢复了营级建制，重新变为三营或者四营编制的正常团；有的则通过合并、扩充成为旅或师的骨干团。部队规模一扩大，任务性质也在悄然变化，从单纯的坚持游击战，转向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华北、华中、东北各地形势瞬间变得复杂。国共双方在接收日伪势力范围、争夺战略要地过程中，已经不再是小股部队之间的周旋，而是大规模部队的机动作战。这个时候，靠几个小团零星活动就不够用了，需要整旅、整师，甚至更大的兵团统一展开行动。

根据既有基础，原本的小团、独立团开始被整合进更大的编成中。有的被编入师、旅，成为主力团；有的则拆分补充到其他部队。过去在敌后环境下形成的高机动、轻装、善于隐蔽的战斗风格，并没有丢掉，而是在新一轮的正规化建设中，与大兵团作战需求结合在一起。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尤其在1947年之后，各大战场陆续组建起野战军序列。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编制概念了：军、纵队、师、团，协同配合在千里战线上展开大规模运动战。对比抗战时期的小团，不难看出一个明显的轨迹：从“兵少、枪少、地盘小”的苦撑阶段，到“兵多、兵种全、战线长”的大兵团阶段，部队编制结构随战略任务变化而不断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老兵的回忆里，小团时代虽然艰苦，但却极为锻炼干部和战士。团、连干部习惯在复杂环境下独立处理战斗、群众工作、情报收集等一系列任务，这种能力在后来指挥更大规模部队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以说，小团不仅是当时的一种应急编制，更是后来大量骨干成长的熔炉。

回过头来看，抗战中出现的“全团只有五个连，不设营”的特殊编制，并非简单的“奇特现象”，而是战场环境、经济条件、敌我力量对比和战略重点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那些数字背后，是根据地人口锐减、经济捉襟见肘，是日军拉网式扫荡的铁血压力，也是八路军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时所做的一次次精算。

团营连的常规结构固然有其普适性，但在敌后这种极端环境下，小团编制展现了另一种思路：不迷信模式，根据地形、敌情、兵力灵活调整，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要紧的地方。等到条件成熟，再从“小”转“多”，从“散”变“合”，顺势走向大兵团时代。

历史上很多细节容易被粗略带过，小团这种看似技术性的编制安排，却实实在在支撑了一段极为艰难的岁月。那条看上去“细”的绳子，在当时，恰恰是把敌后战场一头一尾连起来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