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同胞的辩护，江一平的选择，该被原谅吗？

一个曾为爱国学生奔走的律师，却把辩护席变成了背叛民族的舞台；一个本该坚守正义底线的法律人，偏偏为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战犯站台。这样的人生转折，不是戏剧编排，而是真实发生在民国时期的荒唐往事。

江一平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父亲得知消息后，气得浑身发抖，当众要和他断绝关系；妻子也明确表态，只要他接下案子就离婚。可在名利诱惑面前，他最终还是点了头，还特意要求“对外保密”。1948年8月23日的第一次庭审，上海参议会大礼堂挤满了愤怒的民众，法庭外装了扩音喇叭直播。检察官的起诉书避重就轻，只提了1945年的一些琐事，对冈村多年的重罪避而不谈。冈村宁次面对庭长石美瑜的质问，一律以“不知道”“那时我不在”推脱责任，而这背后是典狱长提前告知他“蒋总统无意重判，只是走个形式”。轮到江一平辩护时，他居然说冈村宁次在华北“帮助农民恢复生产、打击奸商”，这番颠倒黑白的话当场引发众怒，法庭内外骂声一片，法官只能仓促宣布休庭。

半年后的1949年1月26日，第二次庭审变得异常隐秘，旁听仅限20多人，连扩音喇叭都取消了。此时法官们已收到蒋介石的绝密电报，内容是“据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首席法官石美瑜因不满判决拒绝签字，其他法官被迫签署，庭审没有激烈辩论，直接宣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即便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随后下达了逮捕令，汤恩伯还是连夜秘密安排冈村宁次登上美国轮船“维克斯”号返回日本，让这个血债累累的战犯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判决一出，举国哗然，中共中央于次日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江一平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立刻解除了他的所有职务，上海律师协会注销了他的会员资格，立法委员的职务也被罢免。家里的变故来得更猛烈，父亲气得中风，临终前都不肯认他这个儿子；妻子坚决离婚，带着孩子决绝离去；亲朋好友纷纷与之断绝来往，曾经门庭若市的江家，一夜之间门可罗雀。他去找蒋介石兑现承诺，却连人影都见不到，所谓的“巨额报酬”成了泡影。

1971年10月15日，73岁的江一平在台北的出租屋里去世，房东发现时他已经离世多日，后送医确认死亡。他在上海的家族墓地，碑上连名字都不敢刻，只写着“故友之墓”四个字。而他拼死救下的冈村宁次，1966年9月2日在东京病逝，晚年被日本民众排斥，经历两次丧子之痛，同样众叛亲离，至死都未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

有人说江一平是身不由己，被蒋介石胁迫；也有人说他是利欲熏心，活该有此下场。可无论真相如何，他为战犯辩护的事实无法改变，给同胞带来的伤害难以弥补。民族大义面前，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如果当初他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种结局？这样的选择，换做是你，会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