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深秋,上海一家招待所里,几个男人正围着一部黑色电话机,紧张得连呼吸都快忘了。
电话接通了,那头是北京的邓稼先。
这边的人握着听筒,手心全是汗,嘴唇哆嗦半天,只挤出来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们要抓紧把‘被子’晒好,等‘客人’来了,好让他们住得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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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没头没脑的暗语,让电话那头的邓稼先瞬间破防,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外人听着像是还要这安排食宿,其实只有核心圈子这几个人懂——“被子”就是氢弹构型,“客人”就是理论验证。
那个在电话里把这天大的喜讯传回北京的人,正是后来隐姓埋名28年的“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说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的那种压迫感。
把时间拨回到1961年,那时候的日子是真的苦。
国际局势黑云压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手里握着核大棒,对着新中国那是各种核讹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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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被人掐着脖子透不过气的感觉,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憋着一肚子的火。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钱三强把34岁的于敏叫到了办公室。
摆在于敏面前的,是一个这辈子最难的赌局。
当时的于敏已经是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当红炸子鸡”了,也就是现在的顶流。
只要他按部就班搞下去,拿诺贝尔奖那是早晚的事儿,名利双收。
可是钱三强给他的另一条路却是:转行搞氢弹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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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意味着要跨行,更意味着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学术成果清零,名字变成绝密档案里的一串代号,连老婆孩子都不能告诉自己在干啥。
这哪是换工作啊,这分明是用自己的一生在做筹码,去赌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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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没咋犹豫,立马就答应了。
他心里门儿清,落后就要挨打,咱们必须得有自个儿的“杀手锏”。
但这事儿吧,最对不起的就是家里人。
他和妻子孙玉芹刚结婚没多久。
说起来这俩人的缘分还挺逗,于敏本来是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三十好几了还是光棍一条,家里急得不行。
后来还是姐姐牵线,让他认识了在保育院工作的孙玉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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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一见面,你看我也顺眼,我看你也喜欢,就这么成了。
可谁能想到,1961年的那个点头,直接把孙玉芹的后半生给改写了。
从那天起,于敏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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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神出鬼没,有时候几天不见人,有时候一消失就是好几个月。
回到家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问他去哪了、干啥了,他嘴闭得比蚌壳还紧,只字不提。
孙玉芹是个聪明的女人,看着丈夫日益消瘦的脸和半夜紧锁的眉头,她猜到了,这肯定是在干关乎国家的大事。
于是,这个柔弱的女人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支队伍。
那时候物资匮乏,大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于敏工资虽然不算低,但他还得支援老家,手里剩不下几个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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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芹就像个魔术师,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精打细算地维持着这个家的运转。
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靠她一个人扛。
换煤气罐、修水管、照顾孩子,她全都包圆了。
她这么拼命,就为了让于敏难得回家的时候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不用为柴米油盐操一点心。
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北戈壁,或者某些不知名的简陋研究所里,于敏正带着团队玩命。
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中国人当时搞氢弹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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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咱们手里有啥?
没有超级计算机,就只有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还得优先给原子弹那边用。
留给氢弹小组的时间,一周也就那么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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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那海量的数据咋办?
那就用最原始的办法——算盘!
这画面说出来都让人不敢信: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办公室里,于敏带着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守着几张缺腿的桌子,人手一把算盘、一把计算尺。
那时候屋里全是“噼里啪啦”的算盘声,日夜不休,听着跟战场上的冲锋号似的。
他们就是用这种老掉牙的工具,去攻克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难题。
每一个数据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推导,错一个小数点,整个方向可能就全废了。
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真是把人往死里逼,好几个年轻人都累到吐血,但没一个人退缩。
为啥?
因为西方国家那时候封锁氢弹技术,嘲笑中国说:“给你们二十年也搞不出来!”
这口气,中国人必须争回来!
就在这种绝地求生的困境里,于敏靠着他那吓人的物理直觉和深厚的理论功底,硬是在浩如烟海的乱码里杀出了一条血路。
1965年在上海,他终于揪出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也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于敏构型”。
那通打给邓稼先的“晒被子”电话,就是这场战役的转折点。
紧接着就是那场著名的“百日会战”,所有人跟疯了一样,不眠不休地计算、验证。
1967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上空,一声巨响把天都捅了个窟窿。
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咱们看看别国用了多久:美国7年3个月,苏联4年,英国4年7个月,法国8年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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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声巨响,直接把超级大国的核威慑给炸了个粉碎,中国人的腰杆子,这回是彻底挺直了。
举国欢腾的时候,于敏家里却静悄悄的。
孙玉芹根本不知道,那个让全世界都在颤抖的奇迹,就是她那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甚至有点窝囊的丈夫搞出来的。
因为保密纪律,于敏依然是那个“影子”,不能公开身份,不能接受采访。
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这个角色基本是缺席的。
家长会、运动会,从来没见过爸爸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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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后来回忆说,童年里的父亲,感觉就是个符号。
晚年的于敏,只要一提起妻子,眼圈就红。
他说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孙玉芹。
要是没有孙玉芹的隐忍和牺牲,哪有他于敏的心无旁骛?
那个年代的女人,真的太不容易了。
她或许早就猜到了丈夫是英雄,但她更明白,作为英雄的老婆,她得比英雄更坚强,更耐得住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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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罢了。
于敏和孙玉芹,就是那个年代无数科研家庭的缩影。
为了国家这个“大家”,他们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自己的“小家”,把感情、名利、幸福统统埋进了戈壁滩的黄沙里,锁进了绝密的档案柜中。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临走的时候,距离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那个懂他、守了他一辈子的孙玉芹,也已经先走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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