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的悖论：吴起“将帅共同体”如何触发君主不安全感

内以郑为寇，臣进西门豹、班志、郑县为魏郡。西门豹为县令，整齐以利民。王符潜夫论姓氏篇曰：如有东门、西郭、南宫、北郭，皆因居以为姓。西门蓋亦此类。郑，鱼姓翻。 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无传，臣进屈侯谢。傅者，傅之以德义，因以为官名。傅，劳翻。屈，音屈。 九卿封姓也。余按史，晋地，时属魏，魏封屈侯也。谢，不胜为负。李克曰：“子章，十二行本子下有之字，乙十二行本同。孔本同。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比，毗至翻。阿党为比。君闻相杀克，克之对如是。” 李克自杀。魏文侯之言也。所以知君之必相杀者，魏成食禄千钟。孔颖达曰：禄者，谷也。故郑注司禄云：禄也。 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夏，子雅翻。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得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 恶，读曰乌。何也？霍谟遂再拜曰：“请为先生为弟子。”遂七日，复翻。这巡，却退归。齐，子血翻，终也。 孔颖达曰：先生，师也。谓师为先生者，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称为弟子者，言己自处如弟子，则尊其师如父兄也。 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将即就斩，取，读曰娶。以明间，得与夫敌也。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为将。大破齐师。 或谓之：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将。起，残忍薄行人也。行，下孟翻。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 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好勇而喜杀。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司马官名。穰苴本齐田姓，仕齐为官，故以称之。齐桓公之贤将也。 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骑马骑，乘车乘。言起与士卒同其劳苦。行不用车马也。亲裹赢粮，师古曰：赢，担也。此言起亲裹士卒所赍之粮。赢，怡成翻。与士卒分劳苦。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疽，七余翻。疽疮也。吮，徐翻。说文：吮，欶也。康所角切。卒母闻而哭。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疽，死于敌。今公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燕，因肩翻。滑，读与骨同。谥法：使民伤曰闵。小心畏忌曰愍。 二十四年，己卯，前四〇三。 主崩，子安王骄立。 盗杀楚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 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姓芈氏，居丹阳。今枝江，县故丹阳城是也。括地志。

《通鉴》写吴起，最刺眼的不是他“能打”，而是他把“忠诚”做成了极端的、可见的、可量化的表演：

• 同衣食、同劳苦，是把将帅与士卒结成“共同体”；
• 不骑乘、不设席，是把权力差异压到最低；
• 吮疽更是把私人身体与军队身体绑定在一起。

这些做法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们不仅在提升战斗力，更在制造一种“忠诚资本”——

士卒把对国家的服从，转换为对将帅的感恩与依恋。将帅因此获得一种超越官职的“人格性号召力”。

而在君主制里，君主最害怕的恰恰是：国家权力的动员能力，不经意间被某个臣子“截流”，沉淀为他个人的威望与拥戴。

二、概念化：将帅忠诚的两种对象

从政治思想史上看，“忠诚”至少有两种对象：

1. 对君主的忠诚（personal loyalty）以君主为人格中心：我效忠于“某一个君”。
2. 对国家/职分的忠诚（institutional loyalty）以制度与名分为中心：我守的是“将之职”“臣之分”。

吴起的做法表面是第一种（向国君表忠），实际却更容易导向第二种甚至第三种：

1. 对军队共同体的忠诚（corporate loyalty）将帅—士卒通过苦乐与生死，形成强凝聚的内部共同体。共同体的情感中心往往落在将帅身上，而不是远在宫廷的君主身上。

这就触发君主不安全感：将帅一旦从“可替换的官”变成“不可替换的人”，

君主对军队的控制就不再是纯粹的制度性控制，而会滑向对个人威望的依赖。

三、机制：吴起如何把“忠诚”变成政治力量

可以用一个简洁机制链条来说明：

极端同苦（生活平等） → 个人恩德（身体政治） → 士卒情感依附 → 军事执行效率上升 → 将帅声望外溢 → 君主控制成本上升

尤其“吮疽”这一幕，在政治思想史语境里很关键：它不是卫生细节，而是一种典型的“身体政治”——将帅用身体接触与风险承担，把“恩”刻在士卒与家属的记忆中。

士卒母亲的哭，正点出结构真相：

她不是感动，而是恐惧——因为她知道“被将帅特别对待”意味着儿子会被推到更危险的战场。

换句话说，将帅的恩德会转化为对士卒生命的更强支配。

这也是君主会不安的原因：将帅对军队的支配，不是通过君主授予的符节，而是通过情感债务与道德压力。

四、君主不安全感的根源：军功政治的“二律背反”

君主制国家对军事人才有一种天然的二律背反：

• 需要你胜利：外战内乱都离不开强将；
• 害怕你胜利：胜利会制造威望、拥戴与独立资源。

因此，只要是“军功政治”，就会自动产生一个循环：

越能打 → 越得人心 → 越难制衡 → 君主越疑惧 → 越想削权 → 将帅越求自保（或越激进）

这不是“君主小心眼”，而是权力结构使然：

军队是国家最硬的资源，而将帅是军队资源的“接口”。

接口一旦变成私人化接口，君主的安全感必然下降。

五、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对照：为什么儒家也警惕“名将”

在传统政治思想里（尤其儒家与法家），对名将都有一种共同的敏感：

• 儒家重“名分”，担心“功高震主”破坏君臣伦常；
• 法家重“术势”，担心臣下把组织资源转化为个人势力。

吴起式“近士卒、薄自奉”的名将形象，在道德上很容易被赞美，但在统治术上却是高风险对象：

因为他把“军队的心”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让它经过君主—官僚体系的过滤。

这也解释了《通鉴》常见的叙事手法：

它往往一面写将帅有功，一面嵌入可疑之处，让读者明白德行与功绩并不自动等同于政治可控性。

六、结论：吴起的“忠诚”是一把双刃剑

从政治思想史角度总结，吴起体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规律：

• 将帅忠诚越以“个人德行/个人牺牲”来证明，就越容易让军队形成对个人的依附

• 军队越依附个人，君主越不安全

• 最终，“忠诚”在政治上反而会被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威胁。

所以这段材料真正的思想史意义，不是评价吴起道德好坏，而是揭示：

在君主制下，“忠诚”不是纯伦理概念，而是权力配置问题。

它会在君主、将帅、军队三者之间流动、结算，并不断改变控制成本。